这是全国乡村医生中的一百零三万分之五，他们虽然平凡而普通，但他们所做之事关乎中国亿万农村居民的健康。
乡村医生被称为最贴近亿万农村居民的健康“守护人”。有关乡村医生群体的命运一直备受关注。2015年3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地要综合考虑乡村医生工作的实际情况、服务能力和服务成本，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保障乡村医生合理的收入水平，逐步提高乡村医生的待遇水平。
若能全面实现这份顶层文件的政策目标，乡村医生在“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医改九字方针里或许就能找到那份真正属于自己的尊严。
和乡村教师一样，每一位乡村医生背后都有鲜为人知的一面。这是最北部的内蒙古包头、最南边的云南南华5名乡村医生的真实故事。这不是赞歌，但温暖人心。
每天我的心都悬着
付利军，44岁，从医21年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昌福村付利军卫生室
付利军认为自己得到了姥爷的“真传”。当“赤脚医生”的姥爷，从付利军十几岁起，就要求他从中医药文献《雷公炮制》上背诵中药的药性。从医后，付利军曾用《医宗金鉴》、《伤寒论》等典籍上的古方子为很多村民治好过皮肤病、妇科病等疾病。
相比熟门熟路的中药，在西医方面，付利军显得稍为小心。
2009年之后他便很少再使用青霉素。那年夏天，发现皮试没问题后，付利军给一名上呼吸道感染的女患者滴注青霉素。等到输液还剩10ml左右的时候，女患者突然感到腰疼。付利军意识到类似这种情况，患者在输液过程中有感到不适的，很有可能是药物引起的过敏反应。付利军当即拔掉患者手上的针头，彼时患者已经有了胸闷、气短、心慌的感觉。
根据经验判断，付利军给患者皮下注射了0.5ml肾上腺素，同时肌肉注射20ml地塞米松。15分钟左右，患者才慢慢舒缓过来。
青霉素等药物的过敏有速发和缓发两种，实际上，皮试并不能百分之百检查出病患是否对某种药物过敏。就付利军所了解，在乡村的卫生室或者诊所像这样的过敏时有发生，作为乡村医生，“每天我的心都悬着”。
给病人“倒贴”药费
陈瑞，30岁，从医7年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兴胜镇四道沙河村陈瑞卫生室
靠自己每年的工资，陈瑞“慢慢攒下了”这个卫生室的硬件设施，他的卫生室目前是整个青山区少有的几家能照心电图和B超的卫生室之一。相对不错的设备为他吸引了相当一部分村民来看病，因此，在村医里头他的收入算高，情况好点的月份能挣两万多元。
“但是苦啊！”陈瑞说，卫校毕业时，家里条件比较好的同学都进了大医院，每个月能拿稳定的工资，可他刚开诊所的那段时间收入并不稳定。
但给病人“倒贴”药费的事情，陈瑞每年都会有几次。“有人找到你说他病了，可手头又没有钱，你总不能不给治吧！”
2013年10月，陈瑞诊断出一个患有轻微脑梗的村民。给患者挂了水后，这位患者被陈瑞“劝”到医院去进一步检查治疗。住院十天，患者花光了所有积蓄后，医院断药。出院后，他找到陈瑞。陈瑞让他继续治疗，“光住院十天恐怕连急性期都还没过”。
这名患者在陈瑞的卫生室里继续打了十天点滴，药费成本总共八百多元，没掏钱。
前两天，病患告诉陈瑞，自己刚回老家办了低保，等低保的钱下来就把药费还给他。
留守村医
何丕春，42岁，从医22年
云南省南华县龙川镇车子塘村委会卫生室
从2005年开始，村民赊的账，在何丕春的账簿里记满了近两百页，“差不多每十个看病的村民有两个要赊账”。
村里面有三分之二年轻人外出打工，看病的差不多都是老人和小孩，有时候十几元的医药费，他们也要等进城打工的壮劳力回家后才能有钱支付。这在何丕春看来是小事，“赊个账嘛，人家又不是不还”。
当地很多房子都是土木结构，低矮，潮湿，很多村民因此落下了风湿。
去县医院看一次风湿要花上两三百元，在何丕春这里，抓上几服中药，不过六十几元。对人均年收入一万元左右的车塘子村村民来说，这一两百元的差价是个不小的数目。
村里72岁的罗大爷四个月前过世，生前他隔几个月都要抓几服治风湿的药。何丕春总是嘱托老人家腿脚不方便，不要下地干活。何丕春常常这样叮嘱留守在这个村子里的老人和孩子，有时候他会感慨，自己就是一个留守医生。
何丕春的“留守”却并没有让妻子叶兰慧减轻一部分做农活的负担。三亩水稻田，两个壮劳力十多天才能收割完。但叶兰慧不得不承担其中绝大部分的活，很多时候，“村民一声招呼，他就马不停蹄去出诊了”。
叶兰慧有时候会数落何丕春，但念叨过后，还是重新捡起田间地头的活儿，“谁让给人看病比割稻重要呢！”
家族的荣誉
段兴华，44岁，从医19年
云南省南华县龙川镇上雨天村委会卫生室
段兴华15岁那年，第一次经历“生死救援”，也是从那时开始，他认定当村医“是一份家族的荣誉”。
村里一名少年因为不同意家里卖掉一头牛而喝药自杀。当时，在这样一个距离县城医院七八公里远的村子，要将中毒的病人送去县医院急救几乎没有可能。段兴华的父亲段在明是当时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这个村民口中的“段医生”不仅是上雨天村“医疗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也是村民生命安全紧急时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段兴华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被他父亲救过来的喝药自杀的村民超过十个，此外，经他本人抢救的也有近十个，但是，并不是所有喝药自杀的村民都能被抢救过来。
所以，在丧失意识的少年前，那位母亲痛哭不止，“你就是想吓唬吓唬我们，可别真去！”
在父亲的手里，连接在漏斗洗胃器上的小皮球一次次被捏下、放开、再捏下、再放开。伴着“呼哧呼哧”的声音，哭泣的母亲此刻停住号啕。在一旁打下手、守着点滴的段兴华想着这条生命是否会延续……
当生命苏醒的瞬间，皮球的“呼哧”声戛然而止，紧张的母亲一下子放开声音，将所有高兴、悔意和怒气毫无保留地传递到声带，释放。
据段兴华回忆，父亲早年是在上雨天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被村里送去楚雄卫生学校学习的，本来他有机会留校任教，但是“大队长一喝”，他就回了村子，“上雨天村太需要一个村医了”。
亲眼目睹一场生死的段兴华看到了这个原本卑微的职业在农村的价值，他下了决心，长大继承父亲的衣钵，“苦也要继续当下去”。
1996年，段兴华从卫生学校毕业。从此，上雨天村的“段医生”成了“老段医生”。
好心肠的“小秀萍”
罗秀萍，39岁，从医21年
云南省南华县龙川镇平山村委会卫生室
罗秀萍出生在没有村医的南华县一街乡草甸发村委会干海子村。90公里外的一街乡是干海子村距离最近的能看病的地方，步行需要两个半小时脚程。
十岁那年上山砍柴，罗秀萍误伤自己的脚。村里没有车子，父母背着罗秀萍步行去乡里看脚，看完病再把罗秀萍背回家。90公里山路，父亲背累了换母亲背，母亲累了，父亲再顶上。
颠簸在父母亲的背上，罗秀萍眼前的山路一直蜿蜒到很远，在一座山的转弯处聚集成一个点，父母的步子摩挲着山路上的石子急促移动，等到了那个现在眼前看得到的点，转过弯去，又是一段漫长蜿蜒的山路，一直延长到另一座山的转弯处，汇聚成一个同样的点……
“要是村里有医生，他们就不用这么辛苦。”罗秀萍说，从那时候起她就立志成为医生，去给山区的老百姓治病，所以，1992年，楚雄卫生学校的“乡村医生班”招人时，初中毕业的罗秀萍报了名。
在南华县一街乡草甸发村委会卫生室工作12年后，罗秀萍被调到龙川镇平山村委会卫生室从事乡医工作。村里人喜欢叫她“小秀萍”，“就当自家人对待我”。
老杨的孙子拿喂鸡的干玉米粒玩耍，一不小心把两颗玉米粒吸进了鼻腔里。因为鼻子吸空气困难，孩子就用手指使劲抠鼻子。鼻子被抠出了血，但玉米粒却越往里挤。老杨急忙忙抱着哭泣的孙子找罗秀萍帮忙。
罗秀萍拿糖水哄住哭泣的小杨后，用止血钳取出了他鼻腔里的两颗玉米粒。
老杨掏钱给罗秀萍，罗秀萍却不收，“孩子都没用药，不要您钱”。
（感谢内蒙古尹彩卿、云南普显宏提供采访之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