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6月28日，北京朝阳医院皮肤科田医生因拒绝患者“加号”被打引发社会热议。然而，其焦点并未局限在袭医事件本身，而是对医生加号众说纷纭。 “加号”，这个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正规医院里存续了几十年的现状出了什么问题？是否应该被取消？是否需要“规范”？还是另有说法……
形形色色的“加号”理由
临床医生，特别是门诊量大的医生都深有感触，加号的理由可谓形形色色。有说挂了好几天没挂到的，有从下面医院转来的，有外地赶来的，有自己觉得病情复杂的，有自称急危重的，有领导安排的，有熟人、亲朋好友介绍的，有来复诊的，有只为开药或化验觉得不值得排队挂号的，还有号贩子装可怜骗取医生同情，从中牟利的……
其实，理由只有一个——挂号难。特别是大医院、专家号难挂。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就医、挂号体制不合理，优质的医疗资源不足且严重不均衡。基层医疗水平无法让人放心，分级诊疗制度形同虚设，一股脑地挤大医院已形成了老百姓就医的思维定式。
忙碌的医生们怀揣着善良的愿望，在完成医院每天额定门诊量之后，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尽量多地为纷至沓来的各种原因的患者加号，力所能及地解决着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尽管造成种种困难的原因并非加号医生的错，但客观上医生们的奉献的确解决了不少患者的实际困难。
然而，我们没有理由期待宏观制度设计的缺陷以及社会就医习惯的改变靠完善所谓医生加号制度来解决。医生是医疗制度的执行者而不是制定者。为了缓解患者急切的心情，避免患者就医时行为过于激烈，许多医生在无奈之下加号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现在纠结于医生加号的具体环节是否能缓解挂号难，这本身是否已偏离了问题的根源？
该不该取消医生加号？
医生加号早已有之，为什么今天成了讨论的话题？事情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大医院挂号紧张的现象本就存在，近年来随着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就医需求也迅 速膨胀，加上近年来政府推行挂号实名制和预约挂号制度全面实施，挂号难的状况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愈加严峻。于是，医生加号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普 遍现象的背后却蕴藏着人们观念的悄然变化。“加号”似乎已不仅仅是由医生酌情掌握的事情，而是成了医院、医生、患者三方都有诉求的问题。
于是有声音喊出：医生加号侵占公共资源、容易引起医患纠纷、干扰正常的就医秩序、引发医患纠纷、为号贩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增加医生的工作负担、侵占和压缩了正常挂号患者的就诊时间，破坏了他们的就医体验……应该立即被叫停！
不妨回到医生加号事情的本身。所谓医生加号，是指医生在完成当天放号患者诊疗的基础上，医生自愿占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延长工作时间，尽量满足患者的 就诊需要而增加的挂号。既然是完成规定放号之后，既然是自愿，既然是医生自主支配的时间，当然应该由医生自己安排，自己掌握。只要医生不影响规定放号，哪 里来的“侵占”之说？说到底医生加号是一种职业奉献行为，这种奉献难道可以通过行政手段的干预被取消掉吗？
如果真要取消也应该是医生的个体行为，因为每个医生都有权利选择奉献或不奉献。事实上，医生不会没有原则地加号。他们最在乎的是自己的患者，没有患 者认可的专家是不可想象的。那些认为医生靠加号谋取私利的人不是因为没有达到个人目的而变得别有用心，就是根本不了解医生的真实情况。因为，即便是专家， 医生的挂号费也很低，而且在许多医院，加号所分给医生的诊费比例比正常挂号所分到的比例还要低。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加号上，从经济的角度实在不是最“划算” 的事。至于说给“号贩子”提供了机会则更不是医生有能力左右的事。
医生加号是否需要规范？
患者要求加号的原因形形色色，哪些情况该加？哪些情况不能给加？在这次朝阳医院医生遇袭事件之后也成了广泛讨论的话题。
有患者建议，医生加号应该规范，明确规定具体可以加号和不应加号的情况。有人还建议医院应出台制度明细，并告知患者，什么情况可“加号”，什么情况 不能“加号”。比如急危重症患者、复诊患者可“加号”，外地患者凭一两日内的车票可“加号”。明确禁止领导安排、关系单位、亲朋好友的人情“加号”……
这些乍听起来貌似公平和有些道理的所谓“规范细则”实则很难经得起认真地推敲。比如急危重症患者由谁来定义？是患者觉得自己“急危重”，还是医生认 为“急危重”？医生未检查患者之前怎么定义？另外，和谁比是“急危重”？“急危重”为什么不去急诊而来抢占门诊加号资源？外地患者凭一两日内的车票可“加 号”，是在鼓励全国人民都来京沪广找医生加号吗？那么，向那些老老实实在网上预约或长途奔往医院排队挂号的外地患者怎么解释？明确禁止关系和人情“加号” 则更是把医生加号干脆纳入了公共资源进行管理。注意：医生加号不是他们分内的工作。不能以社会责任绑架医生自主、自愿加号的个人意愿和趋向。关系和人情号 该不该加，医生会自有判断，这完全是医生自己的事，“明确禁止”，有这样的道理吗？可以想见，这样的“规范细则”一旦公布也就意味着医生自愿“加号”的性 质被彻底出卖，因为当患者拿着“规范细则”来找医生加号时，医生还有自愿可言吗？
可见，无论我们如何制定所谓加号的“规范细则”都无法照顾到每一个医生和患者的诉求。因为这件事本身就应该是医生个人的自由。加号是医生自愿，不加也是医生的权利。决不因为现在号难挂就变成别人的权利了，这听上去似乎太不可思议了！
强制规定不如放给医生和患者
常听国人说，中国的医疗制度管理还不够健全，存在巨大的制度建设和管控空间。管理也不够严格、不够细致。这话有对的成份，但对的成份不大！
回顾我们多年费尽心机构建的三级医疗体制，从执业资格、价格收费到支付手段，究竟是管得太松了还是管得太多了？我们把卫生院建到了家门口，老百姓就会去那儿看病了吗？
医疗价格关乎健康和生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一定是意味着这些就必须被人为地管控才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吗？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药品价格是应当放开的。那么，其他医疗服务呢？是否仍需要人为地管控呢？理由还是因为太重要了吗？
医疗服务是高度个体化的事，梦想着为每一位患者制定一套满意的制度无异于没有制度。为什么不能放开一些，让每一位医生多发挥一些他们的聪明才智去具 体研究每一个患者的个体需求？事实上除了医患双方自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控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其实，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可以预料放开医疗服务要比人为精 心地去控制，所起到的效果要好得多。然而，如果不愿意放下手中的权利，却不难找到足以让人惊悚的理由。
医生加号是现有医疗服务价格体系和挂号体系设计之下出现的。与其在这个条条框框上下功夫，不如放给医生和患者。只要我们抓好医疗质量这个关键，把真 正该管好的事管好，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就会自己形成。而每个医生都会有自己加号的原则，他们不得不考虑上述种种影响因素，而只有当医生从自己的患者角度考虑 这一原则时才可能是真正符合临床需求的。患者的利益也才能通过医生的努力得以充分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