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素史克事件后，国内部分媒体将视线落在药企资助的学术会议上，并相继有文章刊出，一时间引起医务人员的困惑和不知所措，国内许多事先安排的有学术价值的研讨会纷纷停止。那么，医药企业在医学知识传播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今后的学术会议怎么开？还要不要接受药企资助？国外药企是如何做的？就以上问题，本报记者对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和RDPAC名誉主席刘贞贤教授进行了专访。

采访一开始，钟院士就说：“药企资助学术会议是天经地义的。就拿夺得游泳世锦赛3枚金牌的孙杨来说，他只有参加高水平的国际比赛，与强有力的对手竞争才能出好成绩。同样，中国医学水平的提高也是需要交流的，不可能闭关自守。”

药企资助学术会议无可厚非

钟院士毫不避讳地提到他得到的一些药企资助，他说：“如果说这些年我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都是与国外交流得到的启发。1986年我创造了简易的支气管激发试验仪器，当时只需198元人民币就能买到，比国外的几千美元、上万美元的便宜得多，同样可以检测支气管高反应性哮喘，那是我1985年在澳大利亚学术交流时得到的启发。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暴发期间，我去了16个国家讲课，去伦敦、哥本哈根、日内瓦等，当时许多国家对我们有误解，甚至流传是我们国家制造了SARS病毒等等。我在这些国家宣传我们所做的工作，很辛苦，但有意义，让他们知道我们是怎么做的，赢得了尊重，为国家挽回了声誉。其中一些国家的大学或学术单位邀请我讲学的旅差费就是通过药企资助的。 2008年，我们在《柳叶刀》（Lancet）杂志上发表的羧甲司坦预防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急性发作的文章，获得了2008年最佳论文称号，灵感来源于在日本学术交流时得到的启发。这些出国交流，大部分是药企资助的，没有药企支持能行吗？这二三十年来，中国很多三甲医院的水平都接近国际水平，没有与国外同行相互交流提高这个重要环节是不可能的，参加这种国际学术交流靠自己不可能有足够的经费，参会与药厂资助是分不开的。”

“我们的胸外科腔镜研究，是1992年与香港交流得到的启发，经过再吸收、再创造，现在我们在普通静脉麻醉基础上加上腔镜就可以进行胸外科手术，受益的是病人。如今我们发展了，但没有交流怎么可能呢？我们今天应该感谢学术会议，是先进技术的传播交流激发出来的火花让我们得以发展。”

“药厂的资助应看成是他们对社会的回馈，当然他们也要对自己的药物进行推广。支持国内学术会议，资助医师出外学习，从主流上应该看作是正面的，正能量的。前不久，在宁夏召开的学术会议上我说到，感谢药厂对会议的支持，虽然那个会他们资助的钱并不多。”

药价虚高怎能归咎于药企资助学术会议

谈到一些大众媒体对药企资助学术会议的报道，钟院士说：“我看了7月19日一家都市报刊出的《如何“包养”一场医学研讨会》的文章。这篇文章意图是什么，我没搞清楚。从报道内容来看，文章中讲述的会议流程基本上是真实的，怎样请医生，怎么接待医生，怎么支付讲课费等，描述基本真实，但结论是错误的。”

“文章最后的一段话是‘一些医学学会与药厂在经济利益上相互勾连在一起，一些药厂甚至以出钱送专家出国进修、开会、帮助发表论文、给回扣等方式，培养企业在医学界的代言人。一些老药改头换面重新包装，价格就能翻几番。有些新药，一上市价格便高得离谱，这与有的医学学会与药企的合谋有直接关系。’我很反对这个结论，它把药品价格高的直接原因归于医学会议和药企的‘勾结’，这样一个结论很荒唐。他们把药企销售的链条等同于贿赂的链条，把医药研讨会说成是药品推荐会，这么报道，无形中把药价虚高的原因推给广大的医务人员，实际上医务人员怎么可能去给药品定价呢，能够定价的是“发改委”，他们才是关键！普通的医务人员再怎么样，怎么可能定价？简直是逻辑混乱！”

按照RDPAC规定资助学术会议

那么在药企资助学术会议中，药企和医生应该如何规范各自的行为？钟南山院士说：“首先药企资助会议是对的，应该的。而且RDPAC（编者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的简称，是一家非盈利的非政府组织，其会员公司均是以研发为核心的跨国制药公司）明确说明药企是可以资助学术会议的，但对资助医生只限于吃饭、住宿、交通、会议注册。前些年有些会议确实有些不规范，比如10年前个别药企资助医生出国开会有给零用钱的现象，最近5、6年这种现象基本没有了，药企自身也在慢慢地规范。”

“有些时候，药企有自己的规范，但医务人员这边没有明确规定。我对呼研所（广州呼吸病研究所）要求是很严格的，开会就是开会，游玩的话我们要通报批评。也有这种情况，厂家资助医生开会，医生第一天露露面，以后基本就被安排去玩了。四天的会议只有一天参会，其他时间都去观光了。有的厂家，开完自己组织的卫星会议，就将医生都拉出去玩了，有意不要医生去参加其他的卫星会议。以上现象并非少见。我非常反感，批评厂家，说你们这么干是不对的。不过近几年有所改进，越是正规的知名药企越少这么做，一般高级别的会议像中华医学会举办的的国内会议，近年来这种现象也减少了，这是主流。目前除日本外，全球其他国家的医生大都是药厂赞助参加会议的。现在国内有很多会议都不敢开了，我说该开的会议一定要开，如果就此畏手畏脚，医学水平、医疗诊治水平就会停留在国内的水平，很快就会落后，不利于医疗水平的发展和提高。”

“中国这30年医疗水平有了飞速的发展，主要与学术交流是分不开的，我们现在许多专业在临床上可以与先进国家医疗水平不相上下。以前台湾、香港一些学者看不上我们，而现在很多方面比不上我们了。交流是很重要的原因，而交流的资金常常需要药企的支撑。把这些都归于贿赂或推介本厂家的药物，是一种误解。在前面提到的那篇报道中说：‘在医学界寻找药企的代言人’，我看了很刺眼，绝大多数有水平的医生是不会这么干的，跨国企业做的比某些国内的企业好多了，正规多了。在对待葛兰素事件的过程中，如果舆论及媒体将药价虚高与医学会和医生直接联系起来，而不从我们的体制及有关管理部门去找原因，则是误导。”

“医学传播的价值是永恒的，高水平的学术会议是支撑和体现这一价值的途径之一。现在有人把个别现象无限扩大成为群体现象，这样很危险。很多问题是体制问题、公益性的问题、分配不均的问题、把药价虚高说成是医务人员与药厂勾结造成的，这种提法不负责任。现在有许多新的诊治方法，新的技术一日千里，日新月异，但医生的创新如果没有社会的支持，政府的支持就会没有积极性，最后受影响的是患者，危害的是医学发展。”

最后，记者问钟院士还有什么话要对全国的医生说，钟院士旗帜鲜明地说：“告诉全国的医生，理直气壮地开好学术会议，我们是来学习的，只要药企是按照RDPAC的规范来资助学术活动，我们就理直气壮地接受，这是药企的社会责任，也是提高医学学术水平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