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不要高炳玉医生的电话号码?我可以给你。你随时都可以给他打电话，但是太晚了就不要打了噢。”在海南省医学院附属医院乳腺肿瘤外科外等待时，一个女患者对记者说。

这位女患者口中的高炳玉，是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乳腺肿瘤外科主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2014年，他以1539454票最高票入选海南首届“寻找百姓身边好医生”。

自1999年医学院毕业从医以来，高炳玉已经在岗位上坚守了16年。对于他来说，坚守16年就是过好每一个几乎相同，却面对重重挑战的一天。

医疗行业的“服务员”

每天早上七点半，高炳玉会准时来到医院，和他的团队一起进行例行查房，不仅要看患者的恢复情况，他还要询问患者的就医感受，如果哪位医生对患者态度不够好，他会立刻提醒，并向患者道歉。

“医疗行业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服务业。”高炳玉说，他的患者多是肿瘤类病人，经常面对绝望和巨大的痛苦，如果他们受到冷冰冰的对待，对建立治疗信心是没有任何帮助的。所以，他要求自己和他的团队，保持“微笑服务”，保护患者的就医感受。

“医德是比医术更重要的。”这句医学院读书时老师告诉他的话，成为高炳玉16年来的职业准则，也成为他要求团队成员的第一军规。

时刻微笑耐心体贴，对于普通人来说都不是一件易事，更不用说对于整日神经紧绷、体力消耗极大的医疗工作者。

除了每天三次的例行查房，每周二、周四是高炳玉的手术日，平均一天要上三、四台手术。平均做一台手术，他要在手术台前站1.5小时。周一、三、五是随机手术时间，他要为临时的、紧急的病人做手术。

周一下午、周三上午是高炳玉的坐诊时间。医院规定，他要在上午接待30名患者，下午20名。多年下来，挂号处也熟悉了他的脾气—不加号。

根据卫生部规定，每名门诊病人的接待时间不得低于8分钟。这8分钟里，包括了患者进门、出门、穿脱衣服，医生洗手、消毒、写病历的时间，真正留给看诊的时间屈指可数。高炳玉给记者做了个算术题--30名患者，每个人8分钟，即使不上厕所不喝水，医生也需要花掉整整4个小时，即从早上七点半到中午十一点半。而高炳玉给自己的规定是每个病人不得低于12分钟，所以他时常会到十二点多才下班。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规定，医生完成上午30、下午20的规定看诊数量后，余下的病人挂号费用全部归医生所得。也就是说，本来可以用来增加收入的时间，被高炳玉用来提升了病人的就医感受。

但是高炳玉仍然坚持自己的做法。因为他认为，就医时间不够，会给治疗带来隐患。病人太多也会让医生过于劳累，无法保证做出清醒的判断。这是对病人负责。

高炳玉也有例外的时候。有时外地的病人走进来，说，高医生，今天没号了。高炳玉会让他在走廊等待，等挂号病人全部看完，再用私人时间帮他看病。

除此之外，高炳玉会给每个病人留下自己的手机，叮嘱他们有问题就给他打电话。在短短的采访过程中，他的三星翻盖手机至少铃声大作10次以上，绝大多数是病人来电。

高炳玉对妻子李彩柳最常见的愧疚，便是他24小时的医疗热线，总是惊扰了她的睡眠。“农村患者起得早，经常早上四五点就起来了，那时候我爱人还在休息。中午我也常常接到电话。”高炳玉说，虽然爱人有时会有意见，但是也理解他对病人的负责。

美剧中，不乏有医生好心用私人时间帮病人看病，而病人为索取保险而反过来以程序违规等名义控告医生的案例。当记者问高炳玉，不担心有一天被患者举报吗?高炳玉明显愣了一下，说，目前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他相信患者都是抱着善良的心的。“要是真碰上了，我也认了。”

“你给我红包，我就不给你上手术”

虽然在看病时，高炳玉总是保持微笑和耐心，无微不至。但有一种方式能让他立即变脸，就是病人试图塞红包给他。16年来，和他的医术一样出名的，就是他坚决拒绝红包。甚至没找他看过病的患者都听说过，高医生是不收红包的。

除了涉及到患者隐私需要去检查室检查外，高炳玉办公室的门从来不关。他说，自己很坦荡，没有什么话不能开着门讲，这也是为了避免收红包的一种方法。当有些患者进来，聊着聊着起身关门的时候，他会要求患者把门开着。

“最危急的情况下，根本没时间思考这个人有没有给我红包，那么我要红包干什么呢?”高炳玉说，收红包会让医生产生更多的压力，在手术过程中多一层担心，是会影响手术的。

“说到底，这是患者在干预医疗，这对治疗是没有好处的。”高炳玉说，从医16年来，他没有收过一个红包。他会向患者解释，即使不收红包，还是会一样认真地手术。

然而，他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坚持的患者，扔下红包就走。他会立即告诉患者，你给我红包，我绝对不给你上手术。听到这样的话，患者不得不把红包收回。

16年来，试图送红包的人不少，有两个让高炳玉印象特别深刻。

一个是1999年，一位在海南做房地产开发的浙江商人把太太送到高炳玉处治疗，手术前给他包了一个非常厚的红包。那可能是高炳玉拒绝的最大的红包，也差点因为拒绝了这个红包而得罪了这个商人一家。

另一个是一个老阿公。老阿公的儿子来高炳玉处做手术，生活并不富裕的老人，忐忑地来到高炳玉办公室，坚持要塞个红包。那是高炳玉最感动的一个红包，“可怜天下父母心”。然而他还是拒绝了。

和高炳玉同年纪的医生，不少已经拥有了较好的物质条件，车、房都比高炳玉的更好。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海南的儿子，用他朴素的生活作风、低标准的物质要求，坚守着他的道德底线。

作为主任医师、教授，高炳玉一个月可以拿到8000-10000的工资。具体是多少?他嘿嘿一笑，挠了挠头，“老婆在管”。身边朋友的孩子，有的高中一毕业就被送出国读书了。作为一个社会地位受人尊敬的医生，高炳玉的收入是否能让他保持体面的生活?

“我的小孩从小学三年级，就必须自己坐公交车上下学了。我的家人都十分简朴。我的小孩，我不会让他追求多么高的物质条件，因为人要先适应自己的条件才能发展。”高炳玉说。

儿子的偶像

高炳玉的儿子今年15岁，刚刚上高一。高炳玉的爱人李彩柳也在药房工作。作为医疗工作者的后代，他们的儿子没有表达出对医疗事业的特殊向往。

在教育过程中，高炳玉是严父的角色，对儿子要求严格，有时会比较严肃。儿子平时很少向他表露内心的情感。但是，儿子向妈妈和朋友都骄傲地说过，父亲是他的偶像。尽管，这个偶像父亲，平时很少能够留出时间陪他。

近几年，高炳玉走遍了海南省的偏僻农村，送医送药，给当地老百姓解除病痛。2014年7月，40年一遇的最强台风“威马逊”在文昌登陆之际，高炳玉自告奋勇投入到文昌锦山的救灾工作中，一面同当地疾控中心共同开展消杀防疫工作，一面对群众进行诊治。整整十天，他的救援队共诊治群众2000人次，消杀防疫245口水井，发放价值1.5万元的药品。

2014年11月，《海南日报》和海南省卫生厅联合推出“寻找百姓身边好医生”活动，一位曾经的患者将高炳玉的事迹告诉了媒体。次年1月，他高票当选。6月，他当选海南省青年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7月，他当选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

更多的称号意味着更多责任，今年10月，他作为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等指导下的“科技之光”青年专家服务团成员，赴新疆开展义诊，免费手术，捐赠药品。

把大把时间花在病人身上的高炳玉，提起对儿子的最大愧疚，就是错过了初中时，儿子的十几个同学组织的三亚家庭旅行。“所有的同学都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去，但是我工作实在走不开，只能让他妈妈自己带他去。”高炳玉说，他清楚地看见儿子的失落，却还是无法抛下病人。

提到儿子将自己作为偶像，高炳玉的脸上也露出了骄傲。他告诉记者，如果在高考时，儿子选择了医学专业，他不会意外。

会否支持儿子的决定?听到记者的问题，高炳玉低头想了好一会儿。

“我肯定是支持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能做医生，救更多人，我也是开心的。但是，你也看到了，医生行业的压力真的很大，很累，作为父母，我们肯定是心疼孩子。”话音没落，高炳玉又皱着眉头补充，“我不愿意说这样的话，因为这不是一种正能量，容易被媒体写成‘医生反对孩子做医生’。如果医生都这样说，以后谁来做医生呢?”

直到14年11月，高炳玉从医生涯的前15年都显得默默无闻。从那以后，他被媒体围观、放大、表扬、宣传，成为典型人物，作为正能量，出现在电视、报纸、广播中。对他来说，这又是更多的责任。

高炳玉说，“我不愿意被宣传，但是，他们告诉我，这是一种正能量，我们传递它，这是……”

“社会责任。”他和坐在办公室里的同事异口同声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