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经放荡不羁爱自由
白求恩的高祖父约翰•白求恩是苏格兰人,家族的族长,18世纪后半叶,他以牧师身份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在蒙特利尔建立了当地首家苏格兰长老会。当时的蒙特利尔是法国殖民重镇,约翰•白求恩的选择充满了勇气和风险。
约翰•白求恩的儿子安格斯•白求恩,冒险精神比乃父更强,他年纪轻轻加入了当时垄断北美皮毛交易的西北公司,在美国和加拿大广袤的不毛之地探险、游历。由此可见,富于冒险精神和不安现状,是白求恩家族的传统,诺尔曼•白求恩日后的经历,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血脉的传承。
白求恩家族的第一个医生也叫诺尔曼•白求恩——本文传主的爷爷,和传主同名同姓。老诺尔曼是科班出身的医生,还在英国伦敦皇家医学院学习,归国后参与创办了著名的“上加拿大医学院”,这所后来被并入多伦多圣三一学院的医学专门学府,是今天多伦多大学医学专业的前身之一。
然而冒险和医学的血脉,似乎差点在白求恩父亲一代断绝:他的父亲马尔科姆•白求恩是安大略省小镇格雷文赫斯特一名普普通通、但虔诚无比的牧师,忠实于工作和家庭,渴望平静的生活,对子女的管束也很严厉。小诺尔曼•白求恩是家中长子,自然受到最严格的教育。
白求恩自幼多才多艺,具有音乐和美术的才能,他喜欢科学,中学时成绩最好的专业是生物,初中毕业后,他报考了当时并不出名的安大略欧文桑德专上学院学医,这在一开始似乎并不足以证明他喜欢医学,因为有记载表明,他曾告诉朋友,当年做此选择,是因为这所学校费用低廉且课程宽松,可以边打工边深造,而当时他家庭经济状况拮据,负担不起诸如艺术之类更“奢侈”的专业学习费用。
但也有传闻称,白求恩从小就对解剖和骨骼结构兴趣盎然,并在8岁时宣布放弃原本的复名“亨利•诺尔曼”,而选择和祖父一样的“诺尔曼”,并将祖父的医生铭牌挂在自己卧室门口,表示继承祖父衣钵的决心。孰是孰非(或两种传说都是真的),就不得而知了。
在学习期间,白求恩是个勤奋的打工者,他当过伐木工、小学代课老师、轮船锅炉工、消防员、餐厅侍应生和报社记者。但1909年,即他从专上学院毕业后的第三年,他作出的一个抉择表明,自己的确遗传了祖父的血脉:他在攒够学费后,报考了多伦多大学胸外科专业,这正是老诺尔曼•白求恩参与创建的学府。
青年白求恩并没有埋头书斋,1911年,他中断学业,去到北部的边疆地区,和那里从事伐木的新移民住在一起,并教授他们基本的英语听说读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白求恩再次中断学业,应征入伍,加入了第二战地医疗团,赴前线参加人道救援工作。而在比利时,他腿部受伤,被迫退出前线。战争让青年白求恩感受到生命的无常。他迷失了自我,开始放浪形骸,甚至吸食大麻叶,并沉湎于酒精和女色。
1916年,白求恩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加入加拿大皇家海军。曾在欧美一些国家观摩、实习,在英国和加拿大担任过上尉军医、外科主任。1922年被录取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他在1923年底赴苏格兰爱丁堡参加外科医学会会员考试,结识了22岁的后来的妻子弗朗西斯•坎贝尔•彭妮。
白求恩对弗朗西斯一见钟情,很快发起了火热的爱情攻势。考试一结束,两人就结伴赴西欧旅游。两人在次年春天匆匆结婚,并双双奔赴欧洲度蜜月,但婚后两人的良好关系很快破裂,有记载称,一文不名的白求恩在欧洲主要依靠妻子遗产度日,但他在任性中几乎耗尽这笔本就不多的钱,最后不得不在1924年底回到北美行医。
他第一次和弗朗西斯离婚,是因为自己的肺结核病,并由白求恩主动提出,但真正的原因,却是两人间关系早已破裂。离婚期间两人频繁通信,关系有所修复,康复后两人于1929年复婚,但二人间的关系不久后便再度破裂,1933年两人再度离异。
弗朗西斯是个注重生活和家庭情趣的人,而白求恩多才多艺,风度翩翩,正因为此她当初才为之倾倒。但婚后白求恩却沉湎于工作,复婚后更将热情倾注于“做穷人的医生”和推动建立全民医保方面,而对于这些,弗朗西斯并不能理解,她曾多次坦言,不明白白求恩何以对这一切着迷。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不再能互相欣赏的人,自然难以继续共同生活下去。
1939年11月,白求恩在抢救八路军伤员时感染了败血病。生命垂危时,他给聂荣臻写了封信,把遗产一一分给战友们。他也想起了法兰西丝。他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他的离婚妻子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或是分期给……并要求向她说明,自己十分抱歉,同时也告诉她,自己曾经是很愉快的。
白求恩具有音乐、美术、文学等多方面的才能。他1935年秋曾在蒙特利尔举办过个人画展,并获得当地艺术家的好评;1937年7月,他把在西班牙前线写的诗《今晚的月色同样皎洁》发表在《加拿大论坛》杂志,这首诗脍炙人口,流传一时,成为他最具知名度的作品。在中国抗日前线,他还在工作之余创作长篇小说,可惜未及完成便殉职了。
在艺术领域,他同样信守“全民福利”理念,并尝试在蒙特利尔主办了专门为贫民孩子免费提供美术教育的“蒙特利尔儿童美术学校”,这所学校在他赴西班牙、中国后仍然委托志同道合者照顾,并在白求恩去世后坚持了相当长时间。
一些国内记载称,白求恩曾在青年学生时代搜集大量中国瓷器并借此发了一笔小财,值得指出的是,上世纪前半叶,加拿大人的确热衷于倒腾中国古董,尤其以在河南、河北、山西一带活动的加拿大人为最,他们中有的是传教士,有的是医生,有的既是传教士也是医生。但白求恩在当时还是个需要勤工俭学的穷学生,是没有财力和精力积攒据称多达400个以上的中国瓷器的。他的这些奢侈艺术收藏行为,多数发生在一战结束后,在欧洲滞留的那段“荒唐岁月”中。
二、怀着理想风雨里追赶
离婚后自我放逐去美国纽约州萨兰纳克湖畔的特鲁多疗养院,在一座名叫“草原”的寓所中和3名病友同住,这4人中有3名医生,且都是艺术爱好者,他们合作构思了一整套壁画《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并由白求恩主笔,画在寓所墙上。
就在这近乎绝望的日子里,他无意中读到一本当年出版的《肺结核外科疗法》,作者是著名胸外科医生约翰•亚历山大,其中详细介绍了这位大夫首创的“人工气胸疗法”,他欣喜若狂地找到特鲁多疗养院的医生们,并要求进行这种治疗,但医生们告知“疗法不成熟,很危险”,他当即大声说“我欢迎危险”。最终他在两个月时间里通过这种危险的、未成熟的疗法奇迹般痊愈。
他在这次死里逃生后,才意识到自己的专业能力尚有极大欠缺,从而在1929年起师从爱德华•阿奇博尔德大夫,并在几年间由一名普通胸外科大夫,成长为顶级胸外科专家的。从1928年4月起,在这方面有14篇专著,发表在国际知名的专业学术刊物上;他知识面开阔,有异乎寻常的触类旁通能力,因此曾在上世纪20~30年代发明过一系列专业手术器械,其中最著名的“白求恩肋骨剪”,据说是他受到皮鞋匠修鞋钉工具的启发而发明的。
1931年夏,他和美国费城皮林父子公司签署了特许专利协议,后者负责全权制造和销售由白求恩发明、并以“白求恩器械”命名的外科手术器械,据说这类器械共有22种之多,其中有一些至今仍在广泛使用。他在蒙特利尔圣心医院担任胸外科主任,把这个新设立的科从一无所有发展到一年可医治1100名肺结核病人。到上世纪30年代,他已经是北美胸外科领域的著名专家,曾连续两届被选为美洲胸外科医生协会的五人执委之一。
1932年,他发表《肺结核治疗宜趁早》的论文,鲜明地提出“肺结核的根源不是病灶,而是贫穷”,此时整个北美正陷入空前大萧条,贫穷这个“肺结核的根源”不但无法根除,而且越来越严重,对此他苦闷不已,称“医生无法解决应由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解决的问题”。
1934年,他对前妻弗朗西斯说,医学“已走进死胡同”,因为原本应服务于全体人民健康的事业,如今却成为需要“随行就市的商品”,只有有钱人才能享受,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普遍保护全民健康’的医学理念”。他表示,自己要放弃名医所享有的一切,“到人民中间去”,并呼吁改变整个医疗制度,建立覆盖全民的福利医疗。
他并非仅仅这样想,而是直接这样做。他跑到蒙特利尔失业者协会的办公室,宣布免费为穷人治病,正是通过这一渠道,他接触了共产主义者团体,并在1935年夏获得去苏联列宁格勒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的机会。在苏联,他看到了“社会主义医疗制度”——全部免费和覆盖全员、由国家财政负担的福利医疗体制,并真心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疗制度”,回国后他将自己所理解的“苏联式医疗保障体系”整理成文,在加拿大到处宣扬。
应该指出的是,大萧条时期和此后一段时间,是北美左翼思潮最风行的阶段,饱受大萧条痛苦的北美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对“苏联经济奇迹”产生强烈好感和好奇,甚至有相当多美国人自愿移居苏联,成为苏联公民,白求恩出于对全民医疗体制的向往,在那个年代产生那样的想法是很正常、很合时宜的,事实上当时邀请他演讲的北美机构纷至沓来。当然,白求恩的苏联之行实际是走马观花,加上他又是个主观色彩强烈的人,这个所谓“苏联医保模式”,与其说是现实,毋宁说是他本人理想的折射。
白求恩组织了上百名志同道合的医务和社会工作者,组成“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并在1936年7月发布致魁北克省政府的宣言,提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适用于全体工资劳动者的强制健保体系”,失业者则由政府提供义务医疗,并全免费用。这是全加拿大首份系统性提倡全民医保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一时期,他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次年,一个证明他是“国际主义者”的机会到来了:西班牙内战爆发,“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的总部正设在加拿大多伦多,他们派员邀请白求恩去西班牙参战。46岁的白求恩在三周后放弃在加拿大的一切,立下遗嘱,踏上赴西班牙的征程,理由是“如果不趁还能制止时制止(法西斯主义),世界将被变成一个屠宰场”,这是一个带有浓厚第三国际1930年代前期色彩的宣言。
刚到马德里的白求恩,在全城受到围攻的混乱当中,根本不可能找到一所医院和医疗机构,让他施展医术。但也有可能是他想找到一种较为显赫的工作,更有可能扬名,当年在西班牙认识白求恩的人,都形容他是刚烈自负,精力充沛,耐心不足。但白求恩很快确立了自己的工作方向,当时主流的输血方法仍是在献血者与受血者之间以导管直接进行血液传输,而这导致伤员往往因为无法及时补充新鲜血液导致生命垂危。
他在马德里成立了一家“加拿大输血服务机构”,号召市民积极前来献血,然后按照当时最新的血液保存法,将提取的新鲜血液分瓶放入一辆改装卡车内的冰箱贮存,把车子打造成一个流动血站,在前线和后方之间来回穿梭为伤员输血。这个流动血站的活动范围从最初的马德里近郊逐渐扩大到巴塞罗那、巴伦西亚等城市,这便是世界上的第一个流动血站。
但是,在输血队总部,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在蒙特利尔就认识白求恩的特德·阿伦在一九三七年初到达该输血队时,发现这位医生正开始故态复萌。白求恩告诉老朋友说,跟他共事的有几个懒惰的机会主义份子或甚至是亲弗朗哥份子,跟他们打交道,他就得靠喝苏格兰威士忌。
“有时候我喜欢他,因为他确实了不起;有时候我又恨他,因为他够不上我理想中的英雄。”多年后阿伦写道,“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他又被那位一直跟他找麻烦的大夫惹恼了,连喝四杯威士忌,醉了就一拳击碎前门上的窗户。”而他的同事在回答调查白的西班牙官员中说过“他曾拿走一些首饰,借口说是要交给某某,后来又说他要到巴黎去把它卖掉,好为本队筹资,其实至今谁也不知道他拿那些东西干了什么。他洋洋得意大手大脚地花钱,从来不想想钱是加拿大无产阶级为了表示同西班牙的团结,常常是一分一分筹集来的。”
1937年初,正当西班牙内战在被围困的马德里城展开,附近街道炮声隆隆的时候,一位美艳惊人的女士走进西班牙—加拿大输血队总部,再次改变了白求恩的人生轨迹。这位女士身材瘦削,面庞小巧,留着透红的金色长发,人前一立,身高近六英尺,自称名叫卡莎,是瑞典记者。白求恩迅速与她坠入了爱河。但是好景不长,卡莎被怀疑是间谍,而当他们得知白求恩和这个瑞典美女有染时,疑云也就降临到白的身上,加上白求恩加拿大同事推波助澜,白只好给军队卫生部门的首脑写了一封辞职信无奈的离开了西班牙。
事实上,当弗朗哥的军队赢得战争时,卡莎并没有留下迎接他们,而是和成千上万惧怕弗朗哥报复的西班牙人一起逃离了那个国家。她在墨西哥找到栖身之所,直到三十年后在那里去世。西班牙使白求恩心力交瘁,万念俱灰。在写给前妻的信中,他称这个国家是“我心上的创伤”。显然,这个伤口始终没有平复。白求恩曾两次试图重返,两次都没办到。返回故乡加拿大的白求恩,由于当时共产党在加拿大是属于非法的,也找不到工作,生活过的非常清苦。
三、走遍千里仍自由自我
1937年7月30日,陶行知应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友晚餐会。恰巧白求恩也应邀赴宴。在二人简短交流中,白求恩得知中国正经受着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心中激起强烈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向陶行知表示:“我愿意到中国去,和你们一起战斗!”
1938年3月,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中国。白求恩也把他这些缺点带到了中国。他与八路军接头后,八路军派专人护送他去陕西。正当大家准备赶往“革命圣地”渡黄河的时候,白求恩却突然消失了,找不到他人在哪儿。护送他的人最后实在没有办法,请一名同是加拿大的牧师罗明远帮忙,罗明远不负众望,在一家娼寮中找到了白求恩,那时白求恩已经连喝两天酒,醉得一塌糊涂地倒在女人身旁。
白求恩游泳 河北唐县
1939年,白求恩在日光浴,河北唐县。沙飞摄
当时的延安有一种“临时夫人”制度。2006年,曾在延安工作过的沈容出版了一本名为《红色记忆》的回忆录,书中也披露了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临时夫人”现象。像白求恩这样的国际友人到达延安后,会给他们安排“临时夫人”,等他们回国后,“临时婚约”也解除了。有两位在延安工作的苏联联络员,就主动要求中共给他们找两位“临时夫人”。苏联联络员回国时,临时夫人结束任务,就给每位夫人发了“复员费”。
延安时期的“临时夫人”现象,并不少见。德国军事顾问李德、日共领袖野阪参三都曾经有过“临时夫人”。但白求恩却是例外,他拒绝了这种临时婚姻。他继续选择那种放荡的生活。在延安时又有一名瑞典女记者采访他,结果他有消失了两天,等找到他时,也是醉酒,两天里一直和这位瑞典女记者生活。他自己解释说,是因为这女记者在房间里一直对他进行“深度采访”,在女记者走后,他又恢复了独身状态。
组织想让他留在延安给领导人做保健医生,他不愿意,还愤怒地从窑洞中掷出了一把椅子。8月,白求恩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悉心致力于改进部队的医疗工作和战地救治,降低伤员的死亡率和残废率。他曾试图在晋察冀根据地普及正规医疗体制,但历时两个月建成的五台山松岩口模范医院仅5天后便被迫关闭,后被扫荡的日军焚毁,这让白求恩下决心创造了一套可用人背马驮、适合游击战环境的流动外科医疗设备。中国,在晋察冀,他创造了用普通铁匠、木匠土制医疗器械动手术,和在药箱上做手术的奇迹,也曾在69小时内动外科手术115起,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
在一个异国生疏而又无比艰苦的战场上,白求恩没有丝毫“洋专家”的架子,搞什么特殊化,而是严格要求自己。他坚持与普通战士同吃,同住,同行军,同战斗,救死扶伤,患难与共。当时晋察冀军区的聂荣臻司令员为了给这位远道而来的专家一些特殊照顾,计划每月付给白求恩大夫一百元。白求恩立即婉言谢绝了给他的特殊津贴,坚持把这笔钱“留作烟草费,专供伤员购置烟草及纸烟之用”。
白求恩医术精湛,但脾气古怪、暴躁,不过这种暴躁却从来不会发泄到病人身上。比如,有一位八路军护理员觉得病人的伤口很脏,于是用笤帚沾水清理伤口,白求恩见此情景,一脚就把这位护理员踹开了。工作人员上夜班擅离职守、摆放器械不符合规范或者消毒器械不达标等等情况,都会激起白求恩的暴怒。有时在手术过程中嫌八路军土造的手术器械不顺手,会将刀子、镊子往地上摔,搞得大家都怕他。但他对受伤的战士却非常的温柔,见到他们就喊:“啊,我的孩子……”
1939年2月,白求恩率18人的“东征医疗队”到冀中前线救治伤员,不顾日军炮火威胁,连续工作69小时,给115名伤员做了手术。有一次,当某伤员急需输血时,他主动献血300毫升。他还倡议成立并参加了志愿输血队。有些伤员分散在游击区居民家里,他和医疗队冒着危险去为他们做手术。4个月里,行程1500余里,做手术315次,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13处,救治伤员1000多名。为了适应战争环境,方便战地救治,组成流动医院,组织制作了药驮子,可装做100次手术、换500次药和配制500个处方所用的全部医疗器械和药品,被称为“卢沟桥药驮子”;制作了换药篮,被称为“白求恩换药篮”。
白求恩在进行手术
1939年10月28日,"冬季扫荡"的日寇疯狂扫荡抗日根据地。在涞源泉孙家庄,哨兵催促正在做手术的白求恩大夫赶快撤离。白求恩却说:"加快手术速度。"当时躺在手术床上的战士叫朱德士,大腿粉碎性骨折。白求恩为了与敌人抢时间,不慎刺破手指。他将手指伸进消毒液中,浸泡了一下,坚持缝完最后一针才转移。10分钟后,敌人冲进村庄。
白求恩的手指发炎了,炎症一天天加重。11月1日,又抢救一名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吴明。这是外科一种烈性传染病,发炎的手指第二次受到细菌致命的感染。感染‘破伤风’,仍不顾伤痛,坚决要求去战地救护。他说:“你们不要拿我当古董,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随即跟医疗队到了前线。在手指疼痛的折磨中,他又连续做了13台手术,并写下了治疗疟疾病的讲课提纲。11月7日,白求恩病情迅速恶化,左肘关节下发生转移性脓疡,领导强迫白求恩向后方医院转移。
于11月12日凌晨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终年49岁。17日,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驻地群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题了挽词,并于12月21日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中国共产党员学习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1940年4月,在河北省唐县军城南关建立了白求恩墓。晋察冀军区决定将军区卫生学校和模范医院分别命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952年,白求恩的灵柩迁入石家庄烈士陵园。被评为双百人物。
1940年白求恩墓落成。边区八路军与人民在墓前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唐县军城)
诺尔曼白求恩同志墓,1953年迁葬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石家庄
附录:
1.成就贡献
1924年白求恩身患肺结核,仍然顽强拼搏,完善了“人工气胸疗法”,并在自己的身上实验大获成功。其独创的胸外科医术在医学界享有盛名。
1931年夏,他和美国费城皮林父子公司签署了特许专利协议,后者负责全权制造和销售由白求恩发明、并以“白求恩器械”命名的外科手术器械——这类器械共有22种之多,这些器械在当时处于极为领先的地位。
1936年至1937年他到西班牙作为支持国际反法西斯志愿者投身西班牙内战。在此期间他创办了一个移动的伤员急救系统,成了日后被广泛采用的移动军事外科医院的雏形。为了输血以抢救失血过多的伤员,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运输血液的方法,在医学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他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解放区,1938年4月经延安转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了两年,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责任心均称模范,直至以身殉职。他的事迹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赞扬。
2.个人遗嘱
亲爱的聂(荣臻)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身体非常不好,也许我要和你们永别了!请你给加拿大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十号。同时,抄送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联盟会。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做贡献。也要写信给美国总书记白劳德,并寄上一把缴获的战刀。这些信可以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随信把我的照片、日记、文件寄过去,由蒂姆·布克处置。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用林赛先生送给我的那18美金作寄费。这个箱子必须很坚固,用皮带捆住锁好,外加三条绳子。将我永世不变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
诺尔曼·白求恩遗容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款子,分期给也可以。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决不能因为没钱而把她遗弃了。还要告诉她,我是十分内疚的,并且曾经是快乐的。
两张行军床、两双英国皮鞋,你和聂夫人留用吧;马靴、马裤,请转交吕(正操)司令;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两个箱子给叶部长;18种器械给游副部长;15种器械给杜医生;卫生学校的江校长,(可以)让他任意挑选两种物品作纪念;打字机和绷带给郎同志;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一箱子食品和文学书籍送给董同志,算我对他和他的夫人、孩子们的新年礼物;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照相机给沙飞;贮水池等给摄影队;医学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用来治疗疟疾患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在这里,我还有很多话要对同志们说,可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们。
白求恩
1939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