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医改政策必须能使医疗质量、病人安全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保障，任何措施如果颠覆了这两个基本目标，那一定不是成功的改革。”11月19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杉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王杉认为，医改是改政府的政策，要让政策决策者更理性。

比如说药品制度改革，灌肠是比肠镜便宜的检查，但是现在新的政策出来了之后，灌肠这个不太贵的方式没有了。改革以后很多有用的、并不那么贵的药不见了，这不是医院定的。此外，糖尿病的药，高血压的药，在很多社区不允许报销。为什么大医院住院率高？因为住院报销的比例高，门诊个人出的多。一个政策就会抵消医院的努力。

医改还要让改革的执行者心情愉快，调动其积极性。“我们是服务行业，你让他心里面整天不高兴，你还要求他服务好，你觉得这可能吗？香港的医生高中起点，医学院一年，毕业以后待遇是多少？一个月4万港币。香港的平均收入是多少？1.5万港币。”

王杉期待政府制定出新的让患者满意，保障患者安全，同时能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又有利于医疗服务体系，医院发展的新政出台。

以下为王杉发言实录：

王杉：因为岁数比较大了，所以应该说是作为两轮医改见证者，特别是新一轮的时候也参与了很多试点工作，有几个体会。

第一，医改是改政府的政策，别拿医院说事，待会儿我会佐证，朱恒鹏刚才只是分析到了现象，根本是什么？还是要叫政策决策者更理性。而且改政府的政策一定不是哪个部门的政策，一定是政府牵头各部门协调的、配合的一个政策。今天台上很多人说话都极其谨慎，就怕媒体不知道又给说成什么意思了。但是我可以认为中国人极其聪明，经过两轮医改对于很多事应该都认识的非常到位了。但是为什么现在政策一出来以后，大家都觉得有一些遗憾呢？这是我刚才讲的观点，是政府牵头，各个部门一定要配合，是个协调的政策，不能最后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各部门互相并不协调。

第二，公立医院院长从来没有把医改说的跟自己没关系，我所接触到的绝大多数院长里，都在努力的在自己医学背景基础上从头学习医院管理，改进医疗质量，保障病人安全以及做好更人性化的服务。不仅仅是人性化的服务，很多医院门诊都跟国际接轨，想营造个人性化的环境，也在努力。

第三，我一直在期盼着新的医改政策达到既能使医疗质量，也能使病人安全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保障，任何措施如果颠覆了这两个基本目标，我认为那一定不是成功的改革。比如说刚才谈到的药品的制度改革，看上去有的是降下来了，也有的是提上去。最关键的是什么？大家知道灌肠是比肠镜便宜的检查，但是现在新的政策出来了之后，灌肠这个不太贵的方式没有了，这是我们适宜花费的，改革以后很多有用的、并不那么贵的药不见了，这不是医院定的，这是一点。

刚才朱恒鹏说到不要来大医院，我真的努力十年了，我们做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现在说的医联体全国142家，我们真的是想让基层能做的就在基层做，别来了。但是大家知道高血压的药，大家吃的药在哪儿能报？那不是医院定的吧。糖尿病的药，高血压的药，在很多社区不允许报销。说为什么住院率又高了呢？你住院报销的比例高啊，你在门诊个人出的多啊。我有无数的事例来讲，一个政策会抵消我们做的很大的努力。

我举的例子可能有点偏保障的这一块，但是不管从哪个部门出来的政策，是影响医院行为的。我特别羡慕香港公立医院的院长，香港医药花费占GDP不比我们高，这是事实。前一段我问香港立法院议员，香港人进公立医院住院每天100港元，如果超过2000港元你有理由的话还可以深切减免，它包所有的医药费用，还包括你吃喝拉撒，服务费用全包了。院长干啥？院长就集中精力把患者伺候好，让它感觉到非常人性，把医疗技术更进一步的提高，使这个疗效更加好，这是院长该干的事。

我刚才说了，期待一个新政，第一点要使医疗质量和病人的安全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保障。第二是什么？大家改革，你得让改革的执行者心情愉快，得调动他的积极性吧。我们是服务行业，你让他心里面整天不高兴，你还要求他服务好，你觉得这可能吗？香港的医生高中起点，医学院实现一年，他毕业以后待遇是多少？一个月4万港币。香港的平均收入是多少？1.5万港币。第三个新政出来，医改政策出来，如果不能调动具体执行者的积极性的话，我也是打个问号，说怎么能积极？一定要有利于我们医疗事业的发展和整个体系的建设。大家看很多说这好那好的，实际上最后医院得不到发展，医学技术得不到引进，药品得不到及时引入，有效的合理的药物得不到的时候，最后受损的还是病人。

谈到创新，从去年年底开始就一直在强调，任何创新要防止小概率事件，两个基本原则，就是医疗质量、病人安全。或者说我们创新了，方便了，也没出什么事，但是大家可以想像，有的说我只做健康咨询，有的说我只做轻问诊。我还举上次我说的例子，比如说你的上腹部不适它是什么样的病呢？既可能是慢性胃炎，又可能是慢性胆囊炎、胆囊结石，还有可能是胃癌，如果误诊，可能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但是对于病人个体来讲，严格来讲就是百分之百。所以我也一直在说，医学这个事业发展和创新，一直是基于它基本的原则进行创新的，不管是医疗模式还是医学本身。

总结的讲，医改严格的讲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是不断完善的过程。改是改政府的政策，政府的政策我们期待着既能保障让患者满意，插一句，住在里面感受不好，但是我觉得千万不能诱导过度的需求。大家如果看看，我们所崇尚的其实是高福利国家，所谓好的医疗服务体系，新加坡、香港，大家去看，病房都是3—6人间，什么人住单间？是濒死病人，危重病人。现在我们诱导的需求，他的医疗需求就是刚才说的，他希望更好的服务，你要住单间，单间又不能收费，包括空调费什么的都不能收。期待着政府制定出新的患者满意，保障患者安全，同时能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又有利于医疗服务体系，医院发展的新政出台，谢谢。

朱弢：谢谢王院长，王院长刚才直接谈到了医改要改政府，我理解政府主要是以政策的形式出台，现在我们经常会提到制度创新，这也是创新的一种，这是自上而下的一种创新，还有一种是自下而上的创新。我想请问台上几位嘉宾，怎么处理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制度创新和自发创新之间平衡的关系？以及在现在这种健康领域环境下，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怎么划分？

王杉：我回答一下，从我本人来讲，或者从北大人民医院来讲，我们都在积极参与，积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么多年我们的体会是事倍功半的，能够起到的作用是为政府决策提供一些数据和做法，而政府的政策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所以我刚才有那样的期待。

朱弢：您的意思是制度创新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王杉：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