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资源短缺，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而在中国，目前还有近一半的医生没有本科学历；而高等医学专业培养的大量医学生，毕业后不愿从医的现象普遍，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医疗发展的人才困境，并成为中国医改难以见效的主要掣肘。

11月28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在2015年度“健康中国论坛”上引用了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数据，表达了上述观点。蔡江南指出，中国现有约200万名执业医师，与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相比，“中国似乎不太缺医生”。

但从教育背景看，中国有近50%的执业医师没有本科学历，有些甚至是高中生。如果去掉本科以下学历的医生，中国的医师人口比例仅和印度相近。此外，中国的200万执业医师中，仅有10%的医生达到研究生及其以上的学历，和美国比起来差得很远。

更值得注意的是，本就稀缺的医学“高材生”，毕业后大多没有走上从医的道路。蔡江南提供的数据显示，1998年至2007年间，中国新增的高等医学专业毕业生约147万人，而新增医生数量只有约20万人；而2008年至2013年间，医学生放弃从医的趋势接着延续，这一期间新增高等医学专业毕业生近289万人，同期新增医生数量仅为59万人，二者比例接近5：1。

“一方面短缺，一方面资源浪费，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医疗卫生当中的问题就没法解决。”蔡江南认为，大量医学生不愿从医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医生的就业机制不灵活。

在医师的培养路径上，高校医学院的毕业生只是“半成品”；要成为真正的医生，毕业生还得到基层医院或者三甲医院接受临床教育。但受限于三甲医院的实习名额有限，大多数的毕业生只能去基层医院实习，最终留在基层医院工作，和供职医院维持“一对一”的固定关系，“没有办法往三甲医院发展”。面对这样的选择，许多医学生放弃从医。

反观美国等国家，尽管医学毕业生大多也和教学医院签约，但在临床教育阶段结束后，毕业生们的选择更广，他们可以去其他医院、诊所或者医生集团工作，和多个医疗机构签约。在这些国家，医生和医疗机构的关系具有弹性，一位医生资源可由多个医疗机构共享。

在蔡江南看来，中国医改推进多年，问题颇多，关键之一在于没有解决好医生问题。

他认为，近年来政府着力推行分级诊疗，欲强化三级以下医疗机构的力量，但现实情况是：三级医院的门诊量和住院量不断增长，且规模呈扩大趋势。而这种“倒金字塔型”的资源分配模式，即与医学“高材生”不愿下沉等因素有关。

张晓林曾在北京复兴医院工作，并任副主任医师，而后又在社区医疗机构服务多年。张晓林在前述会议上告诉财新记者，有些专科毕业的基层医生，甚至不了解许多最基本的医学知识，这不是靠三甲医院的医生去基层做做培训就能解决的。

对于医生短缺的困境及其影响，蔡江南认为，必须开展医生就业制度改革，给医生自主执业权，让医生能在公立医院、民营医院、三级医院与下级医疗机构之间互相流动，鼓励医生自己开办诊所。

赋予医生更多的执业选择权，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声音。早在2009年，原卫生部便发布了《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医师多点执业行为，分为政府指令、医疗合作、主动受聘这三类。2014年11月，国家卫计委又出台了《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进一步探索医生执业制度改革。

政策“松绑”后，张强医生集团、医生工作室等推进医生资源弹性组合的平台陆续出现。但许多学者曾指出，包括“部分院长不放人”、“三级医院医生超负荷工作”，和一旦转往体制外之后，医生的职称晋升和科研后勤得不到保障等多重疑虑，都导致了大部分的医生仍选择留在公立医院里，并未尝试更多元的执业平台。

蔡江南则强调，在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一系列问题中，“医生问题是医疗服务痛点的核心”，而“医生就业制度（改革），是解决医生问题的关键，医生多点执业和创建更多的医生诊所是改革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