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告急,儿科“限诊”,看一次儿科得排长长的队,候长长的时间……这个冬天,围绕儿科爆棚的新闻不断。为了缓解儿科门急诊就医难,医院能想的办法就是让儿科医生“连轴转”地从急诊连到夜急诊。
儿科医生紧缺喊了多年,为什么缺口迟迟填补不上?有人问,有人急,有人质疑。最近几个晚上,本报记者开始蹲点采访沪上多家医院儿科急诊室,带来最基层的儿科医生现状报告。
“医生!医生!我的孩子昏过去了!翻白眼了!”高分贝的呼救,一对夫妇抱着小孩冲到叫号台,涌在医生诊室门口的家长自觉让出一条缝隙。
“这是我今天看的第4个高烧惊厥的小孩了,前一秒好好的,后一秒失去意识、抽筋发抖。”1月17日晚上7点多,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儿科医生殷蕾坐在诊室,记者站在房间角落里,她说,我听。
殷蕾是这天中班的主班医生,工作时间是下午4点到晚间12点。她犹如“定海神针”,其他医生碰到吃不准的会向她请教———当然,儿科夜急诊都至少是高年资主治医生,“生鱼片”(低年资医生)是不会被派到夜里来的,所以“吃不准”的情况实际很少发生。
跟着殷蕾一起上班,其实大半个夜晚她不太有空搭理我———病人实在太多!好多次我都被满满一房间的家属挤到门外。我只能“骚扰”保安、叫号阿姨、乃至负责夜间急诊“片区”的保洁阿姨,从他们的嘴里我拼凑着深夜儿科的画面。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周末,因为这里的工作人员都会告诉你,“流感高峰正好刚刚过去,最近可以稍微空些”。所以,此刻是真正的儿科夜间的常态。
夜急诊,七点档
抽筋有太多可能性,儿科医生靠经验“走钢丝”
晚上7点多,殷蕾已经看了20多个病人。几步之遥的诊室外,哭声连成一片,看病的孩子开始多了。
孩子不会表达,哭是唯一的表达方式。这给医生的判病线索也真是少得可怜。
“哭得响亮的未必危急,不声不响的倒可能要先放进去,等不起。”在儿科急诊待了9年、14年,叫号阿姨曹国珍、李彩英都有了些经验。
眼看有个母亲抱着“小光头”跑过来,曹国珍直接把他们引入殷蕾的诊室。“一看就是白血病。”曹国珍真像预言家,这母亲张口第一句话:“医生,我们是白血病小孩,今天发高烧了,39.8℃。”母亲说着,快哭了。
“怎么白细胞这么低了?”殷蕾看完化验单,赶紧埋在电脑前写着什么。
送走了小光头,昏厥男孩来了。“医生,我的小孩刚刚翻白眼了!翻白眼了!”爸爸一脸紧张地冲进诊室,妈妈提着大包小包紧随其后。
“这两天发烧,我刚从瑞金医院儿科过来,药都配好了,回家路上他突然在车上抽筋。”这对年轻夫妻没见过这场面,慌乱中,年轻妈妈第一反应是献出自己的手,深深的牙印,表皮都破溃出血了,“只好给他咬,不然他要咬舌头了”。
脑部头颅CT、验血……20分钟不到,昏厥男孩回来了,急诊的检查报告出得很快,判断还是单纯的高热惊厥。险情暂时解除,爸爸这才缓过神和我聊了几句:“我们住在杨思,去瑞金医院和儿童医学中心的距离是一样的,但今晚瑞金医院儿科人也很多。”爸爸没想到,为了看发烧,一晚上跑了两家儿科医院,好在有惊无险。
行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看“发烧”,其实就不简单。殷蕾下班后告诉我,引起抽筋的原因很多,简单说有感染性和非感染性的,其中感染性又分为颅内感染和颅外感染,颅内感染可能是颅内出血、病变占位。非感染性原因可能是可疑外伤引发。也或者就是单纯的高烧引发的抽筋。
“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只能说最快排除最险要的原因。”殷蕾说。
是呀,给儿科急诊医生看病的时间只有三四分钟,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十分有限的线索里去掉垃圾信息,找出关键病情,分清轻重缓急,完成这个高风险的工作,不靠别的,唯有经验二字。
高峰来了,多年没上中班的高年资医生来支援
晚上8点半过后,保洁阿姨跑到殷蕾的诊室外,多年的包干经验告诉她,晚间第一波高峰来了,“吃好夜饭看看不行的就奔医院了,孩子多了,又随时会吐,我们得及时清理污秽物”。
这就是儿科诊室的环境,人一拨拨地涌进诊室,一个孩子标配是两个家长陪。在这里,医务人员告诉我最高纪录是一个小孩有八个家长陪,连家里的司机也来了。家长说,这孩子发烧一定是家里人传染给他的,“但我们的孩子是不能验血、不能戳针的”,八个大人包括司机挨个去窗口挨了一针,化验是被谁感染了,然后就此判断孩子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儿科医生们无奈地笑笑,由此也可窥见现代家庭对孩子的爱护程度。
都说儿科的风险之一是孩子不会表达,导致判病困难,如今看来,儿科的另一重风险来自家长的压力,七八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你,弄得不好攥紧拳头给你尝尝———何尝不是高危行业啊。
临近9点,七八岁的小男孩一踮踮地走进殷蕾的诊室,脚上大片大片的皮疹,肿痛难耐,让他走路都无比艰难。“医生,孩子到底得了什么毛病?”穿着得体的父母焦虑不已。殷蕾一边听着其父母叙述的疾病线索,一边检查着孩子脚部、背部,“这不是简单的皮疹,更像是一种自体免疫性疾病。我们先做一个尿检、一个血检,然后对症控制下皮疹,消除孩子的不适感,等白天再来看门诊,看如何控制这个病情。”
“过敏性紫癜”,这是殷蕾的判断,因为她在孩子身上看到了它的特异性表现:出现在双下肢的皮疹,有时背部也会有皮疹,高出皮面,呈暗红色。这个疾病出现在世界罕见病目录上。
“所以我认为规范化培训很重要,儿科医生在三甲医院轮转过,各种病例见过了,以后去下级医院能识别这种病,这是提升基层儿科实力的前提。”殷蕾说。
殷蕾1997年从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上海医学院)临床医学七年制毕业,当儿科医生18年,目前是副主任医师,专长肾内科。按理说,这样的高年资医生已经不需要下夜急诊了。但从去年起,由于病人越来越多,为进一步保证夜间诊疗的质量与安全,她这样的“老兵”也来“支援”深夜的儿科了。
儿科医生紧缺,不是此地特色,而是全国现状。国家卫计委有组数据显示,全国每千人拥有执业医师1.82人,每千人拥有的儿科医生仅0.43人。
如何应对,最现实的方法就是儿科医生加班加点。时钟走过9点,陆陆续续四个白大褂到叫号处签到,夜急诊5间诊室全开了,一下子8个医生同时坐诊,叫号速度明显加快了。“都是刚结束夜门诊,直接来支援夜急诊的”。叫号阿姨悄悄告诉我。
夜急诊,10点以后
病人猛增,家长怎么当一个合格转述人
夜门诊结束了,医生过来了,病人也过来,所有人都集中到深夜急诊。电子叫号屏上“照顾门诊”(不符合急诊体征,但挂了夜门诊,照顾到急诊来看)叫到100多号。
此刻,在急诊输液室、检验窗口、候诊厅等地“巡逻”的保安老徐自觉地守到了殷蕾和其他几个医生的诊室外。老徐话不多,刚吞下红霉素、沐舒坦、三拗片等一堆药,他的班头是12个小时,晚上6点到早上6点,他说,上一波流感太猛,他自己感冒20天都还不见好。
老徐带着口罩,他常常会在诊室外提醒家长在外等候,但遇到家长硬闯他也只是无奈笑笑。老徐的存在,为了维持诊室起码的秩序,何尝不是儿科医生仅存的一些行医尊严。
夜里10点多,病人越来越多,第二波高峰来了———这些孩子往往都睡过一觉,情况还是不见好,家长看熬不过这夜,就奔医院来了。
此时,殷蕾的头已经看不见,淹没在一个个站立的家长中间。一对“80后”家长抱着孩子站在最前面,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孩子的“病史”,“发烧,抽搐,好像吃过药。”“吃了什么我不知道……妈,你晓得小孩吃过什么药么?”说话间,“80后”爸爸举起手机拨通了家里老人的电话,孩子都是老人带的。
“家长要尽可能把孩子这次的疾病情况讲清楚,医生要知道几个关键信息:大小便、饮食、精神状况、用药情况等。一定要了解孩子情况的家长来。”在殷蕾看来,都说儿科是“哑科”,要帮助医生判病,所有的线索都来自家长,家长如何做一个合适的病情转述人,这很重要。
说起来,殷蕾的夜急诊诊室,办公格局也很有特色:一个架着电脑的办公桌,旁边横着一张检查床,外加她身后的墙角,这个文气瘦弱的女医生成功把自己“锁”在一平方米的空间里。
再看其他诊室,都是如此格局。医生进出全靠翻越检查床,再坐到座位上。
“这样一来,家长就能直接把孩子放在床上,我直接可以做检查。”殷蕾隔着口罩对记者笑笑,似乎并不考虑如此格局的风险,比如遇暴徒很难逃跑,如厕也很困难,尽管坐诊时她很少上厕所。这个班头,她除了晚饭前上过一次厕所,再没走出这个一平方米。这所有的“不方便”就为一个目标:尽快消化掉排队的病例,让孩子们和家长在这个冬夜早些回家。
在急诊另一头的输液室,不少小孩还在挂水,有的家长则把自己绞成麻花一样蜷缩在狭小的座位上,睡着了,挂盐水的支架上顶着一个脏兮兮助动车头盔,第二天还要出门打工。这里的空调打得很足,大概是怕睡着的人着凉。
夜12点,殷蕾下班,交班医生来接力。
“想想谁都不容易,所以我留在儿科没走。”殷蕾是当年班上选择儿科、至今还留在儿科一线的“独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