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动机

“千分之零点五”。自今年全国“两会”以来，这个数字频频成为媒体焦点。如此重视的原因很简单，关乎孩子：

目前，我国儿童总数为2.26亿，但每千名儿童仅有0.53名儿科医师，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我国的儿科医生已经十分紧缺。

就在人们讨论如何解决儿科医生辞职潮，国家大力推动儿科发展之时，儿科里的“全武行”仍在上演，甚至愈演愈烈。

冷言恶语甚至拳脚相加，儿科为何躲不过医患纠纷？儿科医生短缺的背后有哪些现实尴尬？

本篇报道试图找寻这些答案。

“裴奶奶”辞职了。

这名拥有40多万微博粉丝、公众号粉丝也超过了12万的儿科医生，在今年3月初在公众号上发布辞职文章后，阅读量便突破了10万，后台收到几千条留言。

或许在文章发布后的十几天里，裴洪岗仍有些焦虑自己的选择。

但同行遭遇的又一次“非人”待遇，让他觉得“走对了”。

一段摄于深圳市龙岗区第五人民医院(平湖医院)门诊大厅的视频中，死亡患儿家属十余人，拉着“无良医生，草菅人命”的横幅，有人蹲在地上烧纸钱。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低着头跪在火堆前，一直被骂，时而被打，多人围观，无人制止。

曾经，裴洪岗只是在微博上做做白日梦：“等我有钱了，我要配一个保镖防医闹，配个秘书写病历，再配个律师审病历。”

在过去的几年中，和“裴奶奶”做出同样选择的儿科医生也有很多，仅其所在的深圳市儿童医院在过去4年就有36名医师及139名护士辞职。

喊打喊杀的家长

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骨科中心主任李明生活中，除了同事，最熟的人可能就是医院里的特警了。

为了保证这里儿科医生的安全，20余名特警保障这家儿童医院医生的人身安全。

“要请人保护，这让我们儿科大夫怎么想。”但现实告诉李明，这或许是“明智之举”。

在去年6月末，这里就曾上演“全武行”。

事发当天下午，一名8个月大的患儿因乳房脓肿被家长抱到医院。经诊疗，值班医生及住院总医生认为小孩乳房脓肿只有1厘米左右，到门诊输液治疗即可。

“可对方说他们住得远，来回前往医院不方便。”据当时在场的医生回忆，住院总医生不停给患者家属解释，一是患儿没有住院指征；二是医院确实没有床位，且医院规定不能随便加床。

为了避免矛盾升级，住院总医生表示联系一下看能不能安排一个床位。但患者家属却误以为是自己在医院没有“熟人”才会被拒绝入院，便对医生进行暴打，并用凳子砸坏电脑显示器，后被赶来的保安制止。

这是因为住院被打的，还有住院后询问患儿病情被打的。

在广东某儿童医院工作的夏医生就因此被患儿家长“临门一脚”。

两岁半的患儿因为摔伤，在凌晨一点左右被送到医院。经过诊断，孩子伤情较重，是肱骨骨折，需要立刻进行手术，否则孩子可能会留下后遗症。

当晚急诊值班的夏医生走到患儿床边询问病情和进食时间等情况。据他透露，也许是没有听到，一开始患儿家长并没有搭理他，他只好转而询问孩子的爷爷和奶奶。 这时患儿父亲却忽然指责医生不找他问情况，夏医生只好解释因为他当时并无反应，以为他不清楚情况。随后，夏医生继续询问孩子的爷爷奶奶，并将情况写在备案 记录上。

根据医院的监控录像，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这名父亲忽然抬脚就踢向了夏医生，并且对其大声辱骂。

“我当时并未和他纠缠，转身走出诊室报警。十分钟后他冷静下来，主动找到我道歉。”至今回忆起这起事故，夏医生都觉得“莫名其妙”，“后来调查，说这名家 长当天动怒是因为孩子的病床被安排到急诊走廊。可问题是，在他们来医院之前，就已经有十多名病童因为病房爆满而安排在走廊了”。

夏医生的同事张韬告诉记者，要有“金刚不坏”之身以及“钢铁般”的心脏，“儿科愈演愈烈的医疗暴力，也是儿科医生逃离的重要原因。我自己也曾经遭遇过家长莫名的暴力，令人寒心”。

曾有儿科医生粗略计算，科室里有三分之一的医护人员被推过、打过，“这个数字还不够可怕吗？”

作为儿科医生中的资深代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儿科主任王斌，面对喊打喊杀的家长已经习以为常。王斌的科室主要治疗危重症患儿，他们是比成人更加脆弱的生命。医学是不完美的科学，患儿离世，家长甚至发短信威胁“要杀你”。

60小时“炼成术”

虽然没有遭遇过“毒手”，但患儿家长的种种责备，却压倒了她心里的最后一根稻草。

“救命！”在赵启云的执业生涯中，已不知是多少次在睡梦中被这种呼救声惊醒。

条件反射地爬起来，一看表刚凌晨1点。匆匆披上白大褂，跑到病房，却发现患儿好端端躺在床上，患儿家属正扯着值班护士的领子，大喊“救命”。

“见我来了，家属气呼呼地把护士推到一边，嚷着‘你看看，你们医院是什么水平，给我孩子扎针扎了两次都没见血’。我只能一边解释儿童血管细不容易找准，一 边安抚着快被吓哭的护士。”赵启云向记者回忆着执业中最后一次被责骂，“低声下气，努力安抚，才让对方不再怒目而视我们”。

不愿总要低声下气和被尖叫惊醒的赵启云，在2015年8月递交了辞呈，离开了成都的这家儿童医院，很快在同城另一家医院的内科找了份新工作，这离她从事儿科工作不到5年。

早上6点起床，匆匆洗脸刷牙吃点早餐后，坐地铁40分钟直奔医院，基本上7点半前到达办公室。从早8点直到中午12点半，一般能诊治患儿60名左右，平均每3分钟看一个。一上午4个多小时，常常不喝一口水不上一次厕所。

这是赵启云在过去几年里的常态。这名年轻的医生告诉记者，像她这样的儿科大夫，下午一两点钟吃上午饭是常有的事，周末常常不休息，一年中有半年得值夜班。

一入儿科苦似海，从此休息成路人。

这是赵启云和同事们编的顺口溜。

“人人处在过劳状态中，基本已无潜力可挖”——其实，这是国内所有儿童医院内科医生的工作常态。

这样的常态，张韬已经坚持了8年。连轴转，对于这名35岁的医生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

每天8小时工作时间，一个星期40个小时，对于一般职业来说，即使加班一周也不会超过50个小时工作。但作为儿科医生的张韬，每周的工作时间都会超过60个小时，上不封顶。

24小时值班，往往被急诊手术充斥。早晨的8点，却不是值班后的休息时间，因为还要做平诊手术。根据医院对外的时间表，张韬上午的出诊时间一般为3个小 时，但挂号都会超过40个，面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量，张韬只有一个选择——加班，而且是在保证“三四分钟看一个病人”的基础上，因为有的病人需要做检查后 再回来看病，所以相当于看五六十个病人。

这样的种种，让很多儿科医生到了40岁便有“干不动”的感觉，从而导致在成为资深医生甚至专家后，便有了出走的意愿。

四面埋伏的压力

在业内人士看来，儿科成为医患纠纷高发地带的同时，也为儿科医生带来了过多的压力。

如果想要体验从早到晚沸腾着的至少80分贝的噪音，那么请到任何一家儿童医院的门急诊室。在那里，焦急的家长总是把诊室门口挤得水泄不通，一个患儿身边常 常围着五六位大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现在一家一个孩子，家长们都希望医生护士做到尽善尽美，容不得一点差错。”北京儿童医院的一位门诊 负责人说，“每当发生争执，总是要批评科里的人，但说心里话，真的很心疼她们，她们压力实在太大了。”

儿科医生的压力除了来自儿科这个专业的特征，更来自患儿的家长。中国独生子女家庭占了多数，当家中唯一的孩子生病时，一家人便陷入焦虑中，家长认为孩子没有得到应有的医疗服务，再加上就诊空间嘈杂拥挤，医生护士常常成为家长们宣泄焦虑的对象。

“儿科投诉特别多。”张韬说，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一个孩子生病，有时候甚至来6个家长，大家的期望值很高，又希望一来就能看上医生，可医生不够呀，那就得等，一等几个小时，可轮到看病可能只有几分钟，家长就可能去投诉。

医院里有这么一句话：“金眼科银外科，又脏又累妇产科，吵吵闹闹小儿科”。

“儿科诊疗环境特殊，医患冲突隐患大。”李明说，基于病患身心特点、发病机制、患病种类的特殊性，在临床工作中，对儿科医患人员要求高，既包括专业的理论知识、技术技能，亦包括相应的沟通技能及心理素质。

儿科又被叫做“哑科”，小孩子很难描述自己的病情，全靠医生观察、检查，对医生的要求非常高。

“但是我们这些儿科大夫多是在长期的嘈杂环境中工作，工作节奏快、劳动强度大，思想真的是高压状态、身心疲劳，如何在确保给予患儿最佳诊疗的同时处理好与 患儿及家长的关系是有一定难度的。”张韬对记者说，“一般情况下，成年人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哪里疼痛，疼痛的程度。可是对于一些语言能力还未发育健全的孩 子而言，可能只会哭和闹，这就需要医生靠经验来判断病情，加上小儿病情发展变化快，使得儿科医生慎之又慎，压力山大。”

在张韬看来，儿科病患病情特殊，医患交往障碍多。

“以急诊为例，儿科病患多起病急、来势凶、变化快、危急病人多。危急症状如高热惊厥、中毒和意外伤亡，往往在孩子玩耍过程中突然发病或发生意外。”张韬的 同事曹云说，家长在来院就医前已心急如焚，他们没有病情恶化甚至死亡的思想准备，这是儿科医患容易触发矛盾的一个关键点。

不再逃离待支持

当儿科医生时每月收入四五千元，当内科医生后一个月能有七八千，“而且比儿科时轻松多了”。

这是跳槽后赵启云的薪金变化。

在记者的走访中，许多儿科医护人员也坦言，“儿科虽然不是待遇最差的，但绝对是垫底的”。

业内医生认为，一些综合性医院确实忽视了儿科，其忽视的原因不是因为儿科方面的人才不行、水准不够，更多是跟大的医疗环境有关。

“现在公立医院说是要体现公益性，但医院的运转主要靠自身创收，而儿科经济效益差，若总是需要医院‘照顾’甚至‘贴钱’，纵然社会效益高，也可能被综合性 医院‘舍弃’。卫生主管部门同样要顾虑医院的效益，多少有些无可奈何。”1986年走上儿科岗位，目前已是深圳某三甲医院的儿科主任沈军向记者介绍说。

医生待遇低、工作强度大、患者就医体验差，从而导致医患纠纷频出。

相比外部的改革，多位儿科医生均认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还儿科医生以职业尊严，儿科医生的付出能得到相应的回报，让他们的劳动得到尊重，不要单纯以科室的创收能力来评价一个专业的重要性，也不要把科室的经营效益完全与儿科医生的薪酬待遇相联系。

绝大多数儿科从业者也认为，经济利益关系制造了儿科医生的供求失衡，这才是最值得医疗管理部门反思。在公众增加医疗支出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希望的是儿童医疗保健服务能够多一点行政手段的介入，需要公共财政的投入，以缓解医患之间的利益对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