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时，将一位哮喘病人送到医院后，120急救医生王梓睿回到那个狭小的急救站。

推开一扇不起眼的门，五六平方米的房间内，电视兀自响亮，放着不知演到哪里的电视剧；桌上的饭盒里，残留着早已冰冷、没来得及吃完的剩饭；一旁的烟灰缸内，七八个烟蒂连同烟灰挤在一块儿。在120出车的空当，急救人员便在这里作短暂的休息，以及交接班。

这是王梓睿的最后一班。10月10日，这位28岁的姑娘正式结束了4年的急救医生生涯。国庆前，她递交了辞职报告，理由是“需要照顾家庭”。这意味着，本市又有一辆120急救车将暂时闲置。

急救站的桌上，压着一张两年前的剪报，标题刺目：《百名新招急救医生两年走了八成》。上海市急救中心东区党支部书记吴磊依然无奈：“数据蛮‘悲壮’的，目 前还是这样啊，今年已走几十人了。上海急救车拥有量是全国最高的，常住人口约每4万人一辆。然而，医生走了，有车也用不了。”

就在本月中旬，上海将首次开展国家医疗救护员四级考试。通过这项考试的人员可以参与院前急救，以解决急救医生短缺的燃眉之急。

许多人在危急时刻呼叫120的时候，并不曾留意，在这不断上演着“生老病死”的急救车上，急救医生的人生，与病人以及家属的人生，有时候是如此缠绕纠结。

把人救活了，却被一个巴掌打懵

3年前，打在一名年轻急救医生脸上的一记响亮耳光，至今让很多医生的心火辣辣生疼。

那天，这名医生接到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任务：“有位久病在床的老人不行了，请120马上到。”

当他到达时，就见一位形容枯槁的老人闭着眼歪在床上，一测，心跳停止。一旁，站着他的儿子和几位邻居。医生问：“要不要先救？病人心跳停止，马上进行心肺复苏？”儿子点点头：“救！”

然而，20多分钟后，医生跪在地上满头大汗地做完人工呼吸、胸外按压等一系列动作，发现老人有了心跳，欣喜地抬头对老人的儿子说：“有心跳了！”万万没想到，一记响亮的耳光，竟硬生生扇在他的脸上！

打人者就是这位呼叫120、声称要“救父亲”的儿子。

医生完全懵了，捂着脸蹲在地上。一旁，和他同来的120司机和担架员也愣住了，随后不约而同地冲打人者喊：“你怎么打人？”

有位围观邻居悄悄把医生拉到一边：“久病无孝子……”

这位年轻的急救医生，过了很久才想明白：其实这位儿子并不想救父亲，甚至呼叫120、说要“救父亲”，不过是装装样子……

没过多久，这位急救医生辞职了。

“如果没把人救活，遭到家属打骂，还好理解。这件事，实在太伤我们医生的心。”上海第一批专职急救医生、从业26年的姚明，说起医患矛盾，脑中第一个跳出的就是此事。

此事还并非个案。

姚明的同事、上海市急救中心东区的骨干医生王涛，也曾将病人救活，送往医院后，却因为病人家属听说重症监护室费用昂贵，转身就给了他一记耳光。

耳光响亮。向记者讲述的急救医生们都沉默了。

有的三甲医院最多时甚至“压十几张床”

半晌，姚明开口了，紧锁双眉像在努力思索：“我经历的这26年，医患关系确实是更紧张了。但平心而论，也不能都怪病人和家属。”

这位46岁的急救医生，有一个和上海最着名球星一样的名字，却白净瘦弱，更像温文尔雅的老师。虽然自我感觉“长期做急救医生脾气变急了些”，但说起话来，依然声音不高，不紧不慢。

病人抱怨最多的问题是“120来得太慢”。但这个问题，说来并不简单。除了人所周知的急救车远远供不应求、路上拥堵、国人尚无给急救车让道的习惯等情况之外，还有个重要原因——急救车遭遇“压床”，近5年尤为严重。

所谓“压床”，还是医院医疗资源短缺派生出的问题。具体而言，急救车将病人送到医院后，由于医院一时没有空床，病人不得不暂时躺在急救车提供的担架上。这样一来，急救车只能等在医院，若其它车也没有空当，下一位呼叫120的病人自然久等。

姚明说，有的三甲医院最多时甚至会“压十几张床”，即便急救中心每天准备10—15张备用担架，却还是不够。

姚明最囧的一次，发生在去年酷暑。他们将前一位病人送到三甲医院，医院连走道都塞满人，哪里还有空床？这位病人又必须躺着，无奈，“压床”。备用担架也全部用完。他着急，但只能等。一等竟是一个半小时！

当他们赶到下一位病人那里时，那位在马路上摔倒的老太太，已经足足在40℃高温的马路上坐了一个半小时……心急火燎的姚明冲进人群，赶紧给老太太骨折的手腕做固定，蹲在地上，耳边充斥着围观群众一片痛骂。

一直陪着老太太的交警也在抱怨：“你们也来得太慢了吧！我们不是专业的，也不敢抬她呀……”姚明顾不上说话，将老太太的手腕迅速固定好之后，赶紧将她抬上担架，用急救车送医院。

他为之感动的是，老太太始终没有怪他们一个字，只是微闭着眼，冲他们点了点头，配合着医生。

就在记者跟车采访时，姚明又前去急救一位摔倒在马路上的老大爷。这位老人刚与家人争吵过，死活不肯去医院。姚明就蹲在他的身边，仔细检查了他额头的擦伤，发现并不严重，就轻轻用酒精棉球为他擦拭，耐心陪他说话，直到十来分钟后，老人心情好转，才悄然离去。

在姚明看来，“医患矛盾的爆发，需要一个导火索。但往往是病人受病痛折磨、家人积蓄不多、医院没床位、急救车来晚了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简单地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降低了，恐怕有失偏颇”。

有个数据也值得关注。本市120平均每天接电话近8000次，派出急救车千余次，而真正需要急救的危重病人，仅占20%—30%。剩下的80%多，其实都是转院以及非急救病人。而按照现行规定，只要有市民呼叫120，就必须出车。

吴磊说，相关法律规定不到位，怎么呼叫120都不犯法。人们越来越明白120的便利性，腹泻、手破了、流鼻血，都来呼叫120，还理直气壮地认为“我是付了费的”，导致本就紧张的急救资源被滥用。分秒必争的危重病人抢救，因此受到影响。

让吴磊哭笑不得的事情还很多。

一名女子带着哭腔呼叫120：“我家宝宝伤得很重，你们赶快来！”急救人员赶到指定位置后，东找西找，没见着孩子，却见一名年轻女子抱一只小狗站在路边。

看到120来了，女子抱着狗走过来，要上车。“你家宝宝呢？”急救医生问。“它就是啊！”女子指指怀中的小狗，“赶紧把我家宝宝送到医院！”

吴磊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的急救人员还必须服务到位。如果反问一句“这还要喊120啊”，往往对方就不依不饶了，“哪条规定说不能的？”更有甚者，来一句：“我被你们弄生气了，现在心脏痛，送我到医院可以吗？”

吴磊当急救医生时，还碰到过有意把急救医生当“接生婆”的。

是一名男子呼叫的120：“我老婆要生了，120能来吗？”接线员问：“是初产妇吗？”“是。”“刚开始阵痛吗？”“是。”

吴磊坐在急救车上笃悠悠。按照经验，初产妇刚开始阵痛，离分娩还有10小时左右。只要是把产妇抬上担架，送到医院就行。

没想到，一进房门就发现不对。产妇呻吟着躺在床上，身下，胎头都露出来了！吴磊惊愕：“不是才开始阵痛吗？怎么都生了？”一旁的男人央求：“医生，我们也没想到，你赶紧帮她接生吧！”

吴磊来不及多问，赶紧消毒工具后帮她接生。待脐带剪断后，他使劲拍拍婴儿的屁股。响亮的啼哭，让大家都舒了口气。

这时，就见男人端了杯红枣茶，喜滋滋：“医生，来来来，喝杯喜茶！”吴磊问：“产妇孩子送医院吧？”“不用，不用了。”男人忙说。

吴磊这才注意到，屋里有好几个大孩子。“都是你们的孩子？”“呵呵，不……”男人尴尬地笑。

原来，这是个外来的“超生游击队”。让120急救医生接生，省得去医院。

吴磊笑着对记者摇摇头：“当急救医生，啥事都能遇到，长见识。”

他走上急救车，5分钟后到医院，心跳却已停

这份“长见识”的职业，吴磊干了17年，直到2007年女儿出生，他当了急救中心东区的领导。

快人快语的他颇有些幽默的天分，说得起劲时，会用手势配合着夸张的语调。他这样形容急救医生：“抬担架是个体力活；危重病人抢救是个技术活；稳定病人和家属情绪，面对旁观者的眼光，是个情商活。压力大待遇低，不是常人愿意干的活。”

他说起当年apec会议时，本想抽调大医院医生来急救车上参与保障，结果演练时笑话频出。

有位年富力强的三甲医院“一把刀”，遇到外伤病人，竟不知该如何使用绷带固定，“这是大学里学的，过了这么多年不会用了……”

还有医生，面对输氧装置，连声问：“开关在哪里？护士呢？”

吴磊做了个拜托的手势：“他们到后来干脆喊我‘大哥’，央求说‘别让我们上了’。最后，还是我们急救中心自己上。”

“这也难怪。在医院里，都是走专业路线。打针，有护士；插管，有麻醉师；做心电图，有医技人员。而在急救车里，责任全都压在急救医生一个人肩上。风里来雨里去，急救时不能耽误一秒钟，不许做错一个步骤。”

每一位急救医生的成长，都经历过至少一次刻骨铭心。

吴磊刚工作两年后的一个晚上，接到任务：“浦东蓝村路一名50多岁的男子肚子痛。”

他随车赶到时，这名男子已经和妻子站在楼下等候。他问：“现在感觉怎么样？”男子回答：“肚子有些痛。”随后自己走上急救车，躺在担架上，一路闭目休息。

5分钟后到达东方医院。却见该男子面色发灰，纹丝不动。吴磊慌了，一测，心跳已停！没进医院抢救室，就给他做心肺复苏。30分钟后，还是没反应……

后来吴磊才知道，该男子应属于胆心综合征引起的急性猝死。表面上是肚子痛，实际是心脏引起的。

日后，吴磊的脑海里时常会跳出这件事。他责问自己：“若是制止病人自行走上车，若是及时插上氧气管……会不会挽回？”也是这件事后，他决心加强学习。当年就上了二医大的成人高校，连续学习了3年。

“一般医生越老越吃香，我们却要吃青春饭”

一个大年夜，一位92岁的老先生吃饭时忽然“叫不醒”了。吴磊10分钟赶到后，判断是噎住导致窒息，将卡在气管中的一块鸭肉取出，迅速插管、输液，老先生一到医院就苏醒了。要知道，再晚几分钟，很可能就回天乏力！两天后，一封表扬信寄到急救中心。

然而，当急救医生的矛盾之处，却在于干得越久，技术上越熟练，可提升的空间却越来越小。

他们的工作场所大多是在急救现场、急救车上，在有限的时间里，所做的大多是消毒包扎、骨折临时固定、心肺复苏等，目的是维持病人生命体征，为抵达医院急诊室抢救创造良好的条件。

姚明感慨：“作为急救医生，必须有扎实、全面的基本功。内科、外科、骨科、儿科、妇产科知识，我们什么都得懂一点，却也因此什么都不精，这在职业发展上十分尴尬。一般医生越老越吃香，我们却要吃青春饭。”

评职称更是难题。

迄今为止，由于医疗院前急救没有相应的学科，要评职称只好与医院临床医生竞争……姚明摇摇头，他拥有的中级职称，在急救医生队伍中，已经算是高的。

工作间隙，姚明会习惯性地敲打腰。他的大多数同事和他一样，在日复一日抬担架的时候，患上了腰椎疾病。2006年至今，急救中心申报的与工作密切相关的工伤达46人。还有人因为严重的腰间盘突出，不得不离开。

上海市现有200多名急救医生，绝大多数是大学本科学历。如今，急救医生的准入门槛，是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

然而招人越来越难。吴磊说，眼看着这些年从上海本地的大学，扩大到上海附近的大学，现在已经去海南、黑龙江招人了。而且，不少人一旦将医师执业资格证书考 出来，就成批地选择离开，去医院发展。去年开始，上海医疗高等专科学校开始定向培养院前急救人才，到2016年，首批学员才能毕业。

这些年，姚明眼见自己培训过的徒弟，一个个地离开。他从不劝他们留下，因为“开不了口”。有两位徒弟去了大医院急诊科后的第三年，收入就翻了三四倍。

让吴磊尴尬的，则是一名医生被病人家属打了以后，他老婆当着吴磊的面吼：“让你辞职你不干，这个单位有哪一点好？”

吴磊无语，却反复想起很多年轻人当初和他说的那句话：“急救医生能在危难时刻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很吸引我。”

然而，之后呢？

“我们能不能多陪陪父母、陪陪家人”

离开的那一天，王梓睿久久地注视着那一辆120，她发现，自己对这份工作还是很有感情的。

这是一位工作认真、从来没有和病人家属争吵过的女医生。她说，自己的离开，不是因为医患矛盾，“即便以后去医院当医生还是会面对这个问题”，也不是觉得这份工作多苦多累，“自己并不是怕苦的人”，而是为了家人。

这份牵挂，来自她工作中的所见。有一幕不断见到的相似场景，反复刺激着她，让她心痛、流泪，心有戚戚。

这就是空巢老人家庭：家里，只有年迈的老两口。一位老人替老伴颤巍巍地呼叫120，急救人员赶到后，一位躺在床上，另一位在一旁无助流泪。一位80多岁的 老先生摔了一跤，老太太以为他只是昏倒，眼巴巴地等着医生，可王梓睿到了之后一看，老先生已经没有呼吸和心跳……她为老人做了半小时的心肺复苏，无济于 事。面对着老太太焦急却闪着希望的眼神，她只有别过脸，鼓了半天勇气，才慢腾腾地，于心不忍地说出这个残酷的事实。老太太顿时哭晕。可是他们的子女，竟然 一个也不在身边。

还有时候，他们将生命垂危的老人送到医院，只见他孤单的老伴，脚步蹒跚，去挂号、交费，留下一个苍老的背影……

“我们能不能多陪陪父母、陪陪家人？”王梓睿感慨，又像在呼喊。

她的儿子只有两岁，母亲为了帮她照看孩子，特意从老家来上海。现在，母亲的身体不好，儿子和她也不亲，甚至抱也不要她抱了。作为急救医生的她，日班要从8时到20时，夜班从20时到次日8时，逢年过节几乎没有休假，加班更是家常便饭。

王梓睿说，我只想先带母亲看病，陪儿子一段时间吧……

那天，她给姚明打了个电话，算是道别。她的人生，也许从此与那辆熟悉的120急救车，再也无关。

那个急救站内，电话铃声很快再次响起。一位刚接班的年轻急救医生，匆匆拿起了药箱，向着一辆120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