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一个秋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过后，急诊抢救室推进来一位呼吸、心跳骤停的 老太太。心外按压、电除颤、气管插管……抢救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病人却没有恢复的迹象。她脆弱的心电信号徘徊于细颤与完全静止之间。闻讯而来的急诊三线 医生已理智地脱了手套，拍拍我的肩膀说：“估计没什么戏了。心脏基础病多，药物反应又差……出去跟家属交代病情吧。”

我应承着把手里的器械交给其他人，心里却总有些不甘。刚才我反反复复进出告病危、签知情，已经跟这家人接触了几次。门外只有一老一少两位男家属。老伴可能 一下子受打击太大，虽还勉强支撑着，但已明显对我说的话作不出回应。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位年轻人。我对他说：“你是患者儿子吗？请在这签字！”他看了我一 眼，说：“我是女婿。”

再次跟他说话时，我已经改变了例行公事的态度。也许是他那满头大汗、双眼泛红的样子感染了我，也许是他那句“爸，小娜没在您就听我的”触动了我，总之一瞬 间，我突然想到我那远在香港进修的爱人和他的父母，想到是不是每个年轻人都能在危急时刻担起家庭的责任，让离家的人可以安心而无憾。最终我还是要出去交代 一次病情，但心中的不忍让我在最后话锋一转，建议他换一种药做最后一搏。结果，当天晚上奇迹发生了，病人的自主心跳终于恢复了！

应该说，那之后的几个小时的确让人看到过一丝希望。但短暂的平静过后，是更彻底的束手无策。尽管监护仪所显示的数字尚可接受，但患者床旁那一串调至极量的 注射药物，已基本上宣告了死亡的不可逆转。说实话，那一刻我竟然有些后悔。不是遗憾在治疗上有什么未尽之责或过失之举，而是感慨早知如此，倒不如早点结束 战斗，不给这家人不切实际的奢望。还是三线医生说得对，充分交代病情是抢救的重中之重，宁肯说得重些让家属做好思想准备，也好过现在亲手制造个梦幻泡泡给 他们，然后又亲手将它戳破。

我心情沉重地再次推开抢救室的大门，不得不把我们对病情的预期尽量客观地告诉家属。一串相对专业的词汇过后，我告诉他们老太太现在就像是灯油耗尽的过程，如果心跳再次突然下降，就没有可能再救过来了。

说罢，我小心地观察家属的神色，却并没有迎来预期中的情绪反弹。那位年轻人深吸了口气，看向我的目光伤感而真诚：“大夫，您说的我们都明白。从您第一次跟 我们谈话，我就感觉这次是真的不行了。就是我爱人在上海出差，一直怕见不到母亲最后一面……”说着，他突然掏出了手机，脸色也明亮了一些，“不过幸亏您这 么尽心尽力，她刚打电话说她已经到门口了。还来得及！谢谢您！”话音未落，一个身影像旋风一般冲到我们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问：“我妈在哪？”

那一夜，抢救室破例允许家属陪在了患者床旁，直到最后一次抢救来临；那一夜，女人压抑的低泣和男人低声的劝慰，让身经百战的护士们有些动容；那一夜，这家人居然在办完一应手续后再次回到抢救室，一起朝我深鞠一躬。

那之后，有些问题会时常窜入我的脑海。比如在治疗有效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今天，一次失败的抢救过后，家属为何要谢你？又比如，在几乎以不出医疗纠纷 为一切要务的今天，拿所有病人当“假想敌”、力求凡事做得“天衣无缝”，是否真能保护自己？如果不能感受到你的用心与努力，谁又会真心感激？

行医路上，凡事尽力，不惧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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