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命门”》 陈乐平 著 上海古籍出版
近日,初版于1991年的《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一书再出增订版,并将于上海书展上首发。
时隔25年,为何再版?是乘屠呦呦获奖掀起的中医热之东风,还是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历久弥新,在当下时代语境中有再版之必须?
面对记者的提问,作者陈乐平回应:弘扬中医国粹,仅有表面的热闹是不行的,而需有把中医学作为传统文化源头之一来研究的文化自觉。
读书周刊:25年前,《出入“命门”》一书是在怎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出版的?
陈乐平:上世纪80年代,国门打开,国外各种学术、思想被介绍到国内,激荡起一次次文化热潮。
当时,医学人类学(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也被引入国内。这门学科在国外发展的时间也不算长,最早对这门学科提出定义的是哈桑和普拉萨德,时间是在1959年。他俩认为:医学人类学应是人类学学科的一个分支,它从理解人类的医学,医学与历史,医学与法律,医学与社会,以及公共卫生等问题入手,研究人类的生物方面和文化(包括历史)方面的问题。美国医学人类学家福斯特和安德森于1978年合著《医学人类学》一书,被认为是医学人类学的权威著作。
医学人类学被介绍引入中国后,国内除了1986年出版了一本由中国人类学学会编写的《医学人类学论文集》外,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无这方面的专著问世,而即使是这本论文集,所涉及的基本也都是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课题。
读书周刊:正是这种空白引起了您研究与写作的兴趣?
陈乐平:是的。美国学者利班认为:医学人类学“包括研究受社会文化特征影响的医学现象,也包括从医学方面来阐明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个定义引起我很大的兴趣。
对于前者,我们不但能够比较一致地认识和把握,而且也是国际学术界研究医学这一文化现象的一般方法。如不同民族的医学都显示出了与其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特征相一致的形态。然而对于后者,我们不但难以把握,而且似乎还有些生疏,这也是国际上,对医学人类学的定义难有较为一致说法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份兴趣推动我开始考察医学和文化的关系,并将医学作为一种广义的文化现象来研究,力求论证医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人类文明,以及社会历史进程所具有的巨大反作用。因为我这种努力是以中医学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整个社会历史进程的巨大反作用为基础的,它同时又具有建构性和引导性的双重意义,所以我将书定名为“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
从1987年涉入至1991年12月,我差不多花了5年才完成这本书。
读书周刊:书一经问世,便被认为是我国医学文化学领域的第一部专著,也引发了一场学术讨论。
陈乐平:是的,有两个理论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一是我在书中提出: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先秦、两汉以前)以儒或儒道互补为体,但如果我们从中医学这一生命文化的胚基切入研究,就会发现,正是儒、道、医三者的文化合流,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构架。
1995年,我在上海社科院主办的《学术季刊》上,再次发表了《儒、道、医,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构架——对中医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建构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哲学思考》一文。该文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切入,将中国古代的“天人”、“阴阳”、“五行”、“阴阳五行合参”等哲学思维的范畴,与中医学中蕴含的哲学理性进行比较研究,并作出了进一步的论证。
二是我在书中从历史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社会生命模体”的假说。中医学把人的生命看作是一个小天地,不但人的生命体与自然界具有同构相应的特性,而且人的生物性与人的社会性亦同构相应。“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古训,把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融合贯通做到了极致。
读书周刊:如果说25年前的初版是填补了学科空白,那么,25年后再出增订版,在当前的文化环境中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陈乐平: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中逐步走出,如今的中国,国民经济总量已是世界第二,一个崛起的“东方巨人”已展现在世人面前。
然而,这个“东方巨人”似乎有些跛脚。在不是“钱潮”汹涌便是“金涛”拍岸的现实裹挟中,“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人们变得烦躁、易怒,戾气很重,时代的发展也从“读书”进入到“读图”、“读脸”、“读屏”阶段。一些人急不可耐地企图从那些碎片化的信息中,读出“黄金屋”,读出“千钟粟”,读出“颜如玉”。
在一些人眼里,文化传统不再重要,更无心细读经典文本,他们在对传统文化妄自菲薄的同时,却津津乐道于舶来的思想。这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相当可笑。其中,我们对中医学价值的挖掘就是远远不够的。
读书周刊:英国史学家、汉学家汤因比曾经预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陈乐平:我理解的“中国人的世纪”,指向的是中华文明。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人的宝贵财富,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座巨大的文明富矿,而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书再版的最大意义在于,弘扬国学,振兴传统文化,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书虽小,也是一种承载。
读书周刊:古文献学家、科技史学家胡道静先生是在病榻上读完此书的,他说,“中医学这一生命文化的胚胎,是中国整个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推进的舵桨,是中国传统文化区别于世界文化的分水岭。”
陈乐平: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如此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医学,一般都把它当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流”来研究,在实践中又把它作为一种“术”来看待。这是不对的。我是把中医学作为传统文化的“源”来研究的,且把它上升到“学”的高度。
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自信,而是对我国古代诸多文献资料严密考察和反复论证后的一种文化自觉。(文/顾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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